崇明区退休干部  顾士松

初想，大凡百姓过每一天都平平淡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向来如此，没有什么特别。然而仔细回首往事，你会发现有生以来有几天与往常不同，起着“质”的变化。比如初次上学那一天、上班那一天、结婚那一天等，我也有过很多“那一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令我更为难以忘怀的入党“那一天”。

1959年8月，我从校门出来，调入新海农场参加围垦，年末进入农场党委办公室任文秘工作，为农场党委起草文稿。身为党委办公室却不是党员，常常引起他人的误解。一次，我和支部书记老刘同去局里办事，门卫老头见了我主动招呼：“老书记又来啦。”我忙解释道：“我还不是党员。”这种尴尬碰到不只一次。其实，这种窘况领导们也有。从工作看需要我，从政治上衡量又似乎不适合。原因在于我的家庭出身。在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年代，我那梦寐以求的入党愿望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入党不为别的，只为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为农场建设和发展更多更好地做点事。往大处说为党的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转机，给每个上进的人创造了“只要给我公平就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机会。我凭自己的努力，先后得以提干、增薪、上大学，获得感油然而生。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想这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为农场为党更好地工作，才能受之无愧。但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实现。也许是由于左倾思想并非一朝一夕能肃清的缘故，我依然被“家庭出身”问题拒之党的门外。人往往想得到却得不到时心里就越是渴望。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政治环境进一步开放，改革进一步深入，人们的思想更为解放，家庭出身不是入党的先决条件。我们农场的“小环境”也随着改革的深化起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我的领导十分关心部下政治上的进步，鼓励我入党并直接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也注意自己的“短板”。终于，在1995年7月1日，我站在了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参加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挂有镰刀斧头的红旗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手……

那一天，老父亲得知我如愿以偿地入了党，便从乡下特地赶过来，嘱咐我继续努力，好好工作，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临走时对我说：“士松，是爸爸的家庭出身问题影响到你现在才入党，你不会怪爸爸吧？”父亲一脸愧疚的表情令我终身难忘。

经过严寒的人更懂得春天的温暖，长期渴望入党的我倍感成为党的一员的珍贵！珍惜转化为行动。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做一个合格党员，一年以后我被评为新海农场优秀党员。退休以后我坚持学习，比如每晚必看新闻联播。行动上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始终牢记入党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