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汽大众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王荣钧等

1983年4月11日，在上海汽车厂的一间车间里，中国员工们与德国专家站在刚刚下线的一辆白色桑塔纳前合影。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笑容。没有明星主持，没有鲜花美酒，这个朴素的下线仪式却标志着中国汽车进入了一个完全迥异于从前的新时代。

小平同志拍板

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中国生产的轿车只有两种——上海牌轿车和红旗轿车，不能满足国内需求。“红旗”专供高级官员和外宾接待。上海牌轿车是50年代水平的仿制车，产量也少，年产量从未超过3000辆。

1978年，国家提出要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饶斌建议引进一条轿车加工装备线放在上海。也是在1978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上海轿车厂的报告”，决定在上海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用轿车出口的利润来补偿进口技术装备和零部件的费用，这就是“上海轿车项目”的由来。

1978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针对轿车合资问题给了批示，并说：“不仅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小平同志的一锤定音，也正式开启了合资的序幕。在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样的批示传出一种开放的声音，在汽车工业领域，这样的声音更显得难能可贵。

上海汽车厂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坚持了几条原则：首先是能提供适合我国市场需要的先进车型；其次是能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模式，共同建设完整的现代化轿车工业，对方在国际上已具备有较强的竞争力，并能参与商品出口以解决外汇平衡；第三，同意对横向零部件企业提供技术帮助，加快零部件国产化。

项目组几乎走遍了世界所有大型汽车公司，西方国家对中国汽车市场普遍持谨慎态度。此时，德国大众进入了选择队列，当时德国大众在亚洲正在和韩国进行谈判，但是中国未知的庞大市场更胜一筹，大众放弃跟韩国的谈判，转投中国。

奠基典礼在安亭举行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然要接受更多的挑战。6年里的30多次谈判，法律文件的滞后、国内政府行政机构的压力、社会舆论导向等等，都成为必须要面临的问题。然而，谈判的过程，也对在中国建立和完善一个对外开放体系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首当其冲的是合资的法律依据。当时的中国没有《合资法》，中央督促有关方面在很短的时间内起草《合资法》。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1982年下半年，《合资法》的实施条例出台。而这部《合资法》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和条文就是按照当时上海与德国大众的谈判，这也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借鉴，甚至推动了新中国法律体系的建设。

建立一个合资企业，需要花费大量外汇：进口设备、引进技术、进口散件都需要外汇支付。而在当时，外汇是最稀缺的财富。经过谈判，德国大众在上海建立了大众发动机厂，产量是国内配套需求的三倍，多余的发动机用于出口，以此回流外汇。也正是通过这一手段，合资合作终于实现外汇收支平衡。

而签约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股比组成。上汽大众最初注册资本2.55亿元人民币，约合1.9亿德国马克。其中一半由德国大众投入，另一半由中方投入。政策需要得到中汽总公司的支持，外汇需要得到中国银行的支持。正因如此，在中方50%的股比中，就有了这样的分配：上汽25%，中国银行15%，中汽总公司10%（中国银行和中汽总公司的股份后被上汽集团收购）。中国银行以现金参股，成为上汽大众的股东成员，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创新的尝试，开创了国家金融业向合资企业投资的先例。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谈判，从1978年11月到1984年10月，整整进行了6个年头。1984年10月10日，上海与大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了合资合同。两天后，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奠基典礼在上海安亭举行。

不搞“瓜菜代”

实现国产化一直是上海市政府和上汽大众最大的目标。国产桑塔纳在这一时期将中国汽车工业带入新的起点，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人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关注。上汽大众跟德国大众在前期谈判时曾确定了一个七年时间表，即从1986年桑塔纳引进国产开始，一直到1993年为七年期满。这七年时间里，要做到坚定不移地将桑塔纳的国产化率提高到80%以上，而且每年都有一定的进度标准，上汽大众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事实上，关于国产化的质量标准，在当时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按照合同，桑塔纳国产化零部件必须送到德国，由德国大众进行技术认证。碍于当时国内汽车制造业的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的缺陷，生产出瑕疵品在所难免，这在严苛的德国专家眼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一度有了德国人在有意“卡脖子”的传言。

1988年，朱镕基针对国产化问题对上汽大众讲了这样一席话：“桑塔纳的国产化，不能‘瓜菜代’，国产化零部件必须坚持德国大众标准，要100%合格，降低0.1%我们都不要”。“不要瓜菜代”这句话一直广为传颂，这也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上汽大众坚持了高标准，也正式送走了中国汽车产业“敲敲打打”的时代。

数据显示，桑塔纳的国产化率从1986年的2.7%，到1989年已上升至60.09%。1993年底，经上海海关核定，桑塔纳的国产化率达到80.47%，依照计划达成了上海市政府下达的七年国产化目标。

1991年2月，邓小平视察上汽大众。看着一辆辆簇新闪亮的桑塔纳从电脑控制的生产线上开下来，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此时，桑塔纳的生产规模已经可以达到 5万辆，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到：“别说是5万辆，我看搞30万也可以。”

在坚持桑塔纳快速国产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汽车制造业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先进的流水生产线、高比率的国产化、规模化的量产，这些在过去的中国汽车工业史上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最终成为了事实，上汽大众乃至中国汽车产业也迎来了一个崭新时代。

(本文由上汽大众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老同志共同口述，王荣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