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原党委书记  陈燮君

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经沧桑巨变，岁月烙刻下了过来人的行迹。我有幸成为上海文化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亲历者、见证人，目睹和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上海文化事业发展的鲜活细节，也感染了这座城市凝集智慧、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奋勇向前的时代精神。

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中国、对上海发展的意义重大，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工作变化就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变化。“文革”期间，国家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全国的社会科学院全部停办。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国的社会科学院相继开始复院。1979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已经复院，我便来院工作，一呆就是十七八年。刚开始，我在学术情报研究所搞哲学研究，后被调至院刊编辑部，负责《社会科学》月刊。1984年，为顺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我们又一起创办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当时在我们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很多反映改革开放理论成果的，产生了非常深远的社会影响。比如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这是非常有勇气和智慧的，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现在不同，那时对两个“凡是”的认识还没有发展成为定论。但两个“凡是”不破，改革开放根本不可能深化，人们在思想上仍然会受到禁锢。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两份杂志是在社会科学界带头开展的，讨论得非常激烈。现在回想，当时顶着非常大的压力，自己也是经受了锻炼。

“708工程”整体设计为社科研究助力

1988年，我升任为院长助理，分管文学所、历史所、哲学所。当时一起共事的一批老人基本上都已故去，近期，翻阅了方诗铭、唐振常、汤志钧几位所长的全集，这不仅仅是对四十年来青春岁月的缅怀，更是对他们学术人生的敬重与怀念。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也使我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受到很大的启发。周恩来总理在晚年亲自抓了“708工程”。当时研发地点设在上海，我负责此项工程整体设计。这段经历对我的专业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哲学研究中融入了科学方法论，从自然辩证法、科学方法论到西方哲学，属于跨学科研究。这成为了90年代，我赴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学习博士生课程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为参加编著极具影响力的《当代新学科》、《当代新方法》、《当代新术语》、《新学科辞海》等学术著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与上海世博会的申请与举办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世瞩目，成为全球探讨人类城市生活的一次盛会。自世博会申办开始，我就投入其中，参与礼品设计，并赴法国巴黎发表演讲。申办成功后，上海博物馆承担“城市足迹馆”和“世博会博物馆”两个场馆的设计与策划，我作为整个世博会总策划师领衔担纲，每天带领20多个团队研究方案和具体展陈工作，群策群力，迎难而上。在通电通水等基本建设条件供应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最终将独具城市发展历史典型元素、呈现世博会成长智慧的“两馆”展陈带到了观众的面前。在展品的借展上，通过谈判协商，国内外三百多件展品，全部免费借展参与此次世博会，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经费。因工期紧，任务量大，我同夫人在简陋的施工工地住了一年多时间，直到世博会圆满结束，后续的工作全部收尾。我深感，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崛起的中国，中国也不可能申博成功，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其实也反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文明和经济发展。

值得引以为傲的是，“国际博协2010年大会筹备委员会上海办公室”设在上海博物馆，本届大会的筹备工作中，上博在几个”细节”上，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叹与好评。一个是缜密的活动筹备，让122个国家和地区近6000名与会代表精准入席，完美地完成会务安排；另一个是将会议上各位代表的照片和活动情况印制成图录，于闭幕晚宴开始时就已经备好并由各国代表带回。出席大会的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拿到图录时惊叹三声“奇迹”，被上博的高效与智慧深深打动。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与文脉保护

文化体系最初是由“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三大体系构成，历经发展和延伸，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发展成为五大体系。但三大体系还是根本，其中公共文化服务最为基础，涵盖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从薄弱到强大，发展已经非常完善。1996年，上海图书馆新馆建成搬迁，旧址的最后一捧钥匙是从我手中交到分管文化的周慕尧副市长手中的，这样一个情节，是上海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缩影。

文化服务的配送也日新月异，提出“5分钟步行圈”的概念，市民每步行五分钟，必有文化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断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免费开放更是“三贴近”服务原则的有力体现，但创新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免费不免票”的新理念让公众受益，与博物馆管理达成和谐，实现了平和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