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区离休干部 陈奎仁

我于1919年出生。在战争年代，我冒着枪林弹雨，坚守着自己的红色信仰。在和平年代，我响应国家号召，到东北建设祖国工业基地，到四川从事科技研发工作。下面，我讲一讲自己两次入党的故事。

革命意识觉醒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战火连绵、硝烟四起的动荡年代。在日本铁蹄的侵略下，中国人民生灵涂炭、苦难深重，中国大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当时我尚在学堂读书，在家中大哥、大姐、三姐和周围进步青年的影响下，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辩证唯物学》等诸多进步书刊，接受了红色印记的心灵洗礼。
于是，我选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积极投身洪流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面对自近代以来中国最深重的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从此，“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我积极参加在福州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与爱国青年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我和进步青年们一起办夜校，向周围的工人农民传播革命火种，唤醒大众麻木的心灵，用赤子之心为自己的青春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坚定信念入党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首先冲在抗战的最前线，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旗帜始终是最鲜明的，抗日的态度始终是最坚决的，抗日的行动始终是最积极的，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着不懈奋斗。
于是，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并向组织郑重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1936年3月，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我继续从事地下宣传工作，播撒爱国主义的种子，转化和吸纳周围的热血青年，发展壮大保家卫国的有生力量。

被迫脱离组织

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艰苦，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捕或牺牲的可能。

作为中心组成员，我秘密发展了许多进步青年，其中有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孩叫吴比端，才念初中，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高中男生李炳炎。有一次，吴比端和李炳炎在外出执行任务时先后被捕，随后传来他们牺牲的消息。

为了保全革命的火种，避免组织受到更大的破坏，根据上级的安排，作为中心组成员的我和其他同志，化整为零秘密分散，就此被迫脱离组织。

上海继续战斗

秘密分散撤离福州的我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上海投靠大姐。虽然离开了组织，我仍然力所能及地为抗战事业奋斗着，在大姐家的弄堂里组织小孩子成立儿童救亡队，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并配合地下外围组织一起做宣传工作。我们高唱着《毕业歌》、《大刀进行曲》，传递着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情感和必胜信念，感染和鼓舞着周围的人。

虽然我因为分散撤退而被迫脱离了组织，我却矢志不移，信仰弥坚，用青春和热血诠释忠诚，从未动摇半分。

试图恢复党籍

对于脱离党组织，我一直耿耿于怀，恢复党籍成了我最迫切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后，我响应国家号召，到东北建设祖国工业基地，随后又辗转到四川自贡炭黑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向组织递交了许多材料，试图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组织上经过多方调查核实，最终做出了我脱团脱党的结论。恢复党员身份的心愿一直未能达成。

再次申请入党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文革结束后，我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更加坚定自己跟党走、听党话、忠于党的理想信念。

终于，在1978年4月，我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却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