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宁区离休干部 吴天瑾

入党，是每个进步青年的终身向往。而我的入党过程，只因一段短促的历史经历，让我接受了组织上的三十年考验。由于我的不放弃，才使得这一政治愿望得以实现。

我生长在浙东嵊县的一个叫棠头溪的农村。父亲系雇农出身，后来他租种了地主的三亩地，有时还为村里的几户地主和农户打短工。因为积劳成疾，又无钱求医，在我十三岁时，他就过早地去世了。父亲死后，母亲依然为地主家帮佣，家里的农活便由我这个未成年的孩子来承担。那时，我只能干些简单的农活，如除草、耘田等。主要的农活还得依靠姐夫，身为佃户的他离我家十里地，来一趟也不容易。家里这样辛苦一年，也只能过上半年饱、半年饥的日子。

我的家离浙东革命根据地——四明山只有四、五十里路。那时，常常有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来村里，他们演文明戏、宣传穷人翻身的好处，还为老百姓讲述减租减息、分田地的道理。这样，村里常常有聚会。每逢这时，我便钻进人群里，听一点，了解一点，慢慢地懂得了一点。渐渐地，在我心田里有了一点要革命的印迹，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脱离苦海，过上好日子。1942年日寇侵占了我的家乡，他们实行“三光”政策，在村里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一次，日军又来村里骚扰，“三五支队”闻讯，就从村里的后山杀了过来，将正在大嚼午餐的日本鬼子打得屁滚尿流，弃枪逃命，这次战斗击毙鬼子多名，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大长了老百姓的志气。那时，我真正地感到，共产党的队伍才是英勇抗日的队伍，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并暗下决心，将来有机会我也要参加这样的队伍。

抗战胜利后，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我与几个革命青年在村里举办村民夜校，组织群众学习一点文化、宣传一些革命道理。1948年底经同学介绍我参加了杭州的地下革命组织“团结进步社”，与其他的“团结进步社”成员，经社领导邵骏奇的介绍，在浙西直接加入“金箫支队”，真正投身了革命。后转入浙东游击纵队，并于5月初解放绍兴。

绍兴解放后不久，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从那以后我便时刻准备着党组织接受我的申请，正式批准我的加入。1953年7月初，我调入上海工作时，再一次向组织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不料，在那时的审干中，组织上发现了“团结进步社”中曾经暴露过一个国民党特务，凡是参加“团结进步社”的成员都得进行政治审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入党申请便被长期搁置，这一段经历，也被当作疑问在档案中挂了起来。每当新上任的组织领导到来，我总是想寻找机会，努力地向他们说明历史事实，并一再表示自己入党的愿望。然而，历届领导人所能给予的答复是：爱莫能助。在数场政治运动中，虽未涉及于我，但唯一的疑问尚存。多少年来，入党愿望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在守候和等待中，有许多 “团结进步社”的同志相继失去了参加党组织的信心，而我却始终没有放弃。

三十年期间，我坚持经常地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表示决心。一则，保持了与组织上的联系；再则，也能让组织上指出自己身上存在的不足，求得组织帮助。说实在，我也是血肉之身，不是没有一丝的想法。在那么多年的等待中，有时我也有思想斗争，偶尔也有一些委屈之情，深感命运多舛。但我坚信自己的清白，相信总有一天党组织会搞清楚事实真相。1979年初，经浙江省公安厅审结有了一个正确的结论：“团结进步社”是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其成员为革命进步青年，并致函我所在的党组织，事情得以明朗。那年三月，经组织同意，我履行了手续，终于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由于我申请入党的漫长经历，一时成为企业党组织的佳话。作为宣教工作的典型，不久，党组织便安排我在近千人的团员青年大会上作交流发言，我深深地感到，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支撑着我一路走来。

时光荏苒，历经三十年的考验，我投入了党的怀抱，如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我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奔向幸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