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交系统退休干部   李介麟

我的一生在政治上有三件大事。小学二年级，我戴上了红领巾，初中二年级，加入了共青团，大学第二年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为了“入党这一天”，可谓一波三折，在我人生的经历中跌宕起伏。为了“入党这一天”，在我的生命记忆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痕。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天，那是母亲领着孩儿走上正确道路的一天，也是我抱着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憧憬，抱着“只要坚持，梦想总可实现”的理念，跨出人生坚实步伐新的一天的开始。为了“入党这一天”，我执着地奋斗，既要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巧斗，又仿佛在黑暗中摸索苦斗。

1968年，那是一个动乱的年头，我中学毕业，顶替父亲进了公交汽车一场，当一名车间学徒工。那时场里很乱，派性斗争频发，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干活，只顾学技术。做完夜班，白天来车间学。轮胎车间多半是没文化的老工人，诚恳踏实，善良待人，当时的场长杨保生、党委书记孙进福、车间党支部书记金桂桂都“靠边劳动”。平日里我喜欢与这些老同志呆在一起，向他们学技术，听他们讲地下党斗争故事。在同老同志和老工人的接触中，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学徒期满，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接受组织考察期间，我工作更加认真，技术也有很多长进，但有人说我这个文化人走“白专道路”、“唯生产论”，上纲上线说我“阶级立场不稳”，对“走资派”恨不起来。我不理会这些派性十足的说法，照样积极主动学技术、促生产，努力向共产党员的标准靠拢。1972年初，原党委书记重新工作后，把我调到政宣组。由于我工作努力，思想上积极进取，党组织考虑发展我成为新党员，并发了入党志愿书让我填写，那一天我高兴地连觉都没睡，连夜填写好入党志愿书。谁曾料到，就在我将要入党的这一天，在党支部召开吸纳新党员的大会上，意见争论得很激烈。老同志、老工人说我是个好青年，一伙造反派却大扣帽子；在驳得无言可讲时，竟抛出我的组织关系不完备作为借口，因为当时我调到政宣组属于临时借调，没办理正式手续，所以这部分人就利用这个机会“说三道四”，党支部大会为此只好休会，我的入党愿望暂时搁置。我没有气馁消极，也没怨天尤人，反而加倍努力工作。1973年我以工人学员身份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深造，我立下志向：努力学习，完善自我，实现心中的美好夙愿，掌握更多本领再回公交公司，向培育我的单位和老工人、老同志们汇报。

进入大学后，我一边刻苦学习新闻专业，经常冒着风险听“反动学术权威”的业务讲课，政治上仍然抱定宗旨，矢志不渝地靠拢组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当时复旦校园的“大批判”，我退避三舍，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主动报名参加江西知青慰问团工作，离开是非之地，新闻系就我一名学员和一名老师居欣如去了江西上饶地区，与老劳模程德旺同志工作在一起，与战天斗地的知识青年生活在一起、与贫下中农接触在一起。我为他们传授新闻业务知识，当“小老师”，时常跋山涉水、步行几十里深入“知青点”进行讲授，满足知青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白天田间劳动，晚上给知青上课，一干就是大半年。为了充实自己，后来的半年在组织关心下，我又到江西新华分社见习，当一名实习记者，下工厂、到田间采访，就这样我在江西整整呆了一年多。1975年雾霾的天空划出一道闪光，从全国的大环境来说，邓小平重新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刀阔斧搞整顿，使我们饱经风霜的党得以元气大苏，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由于我本人的不懈努力和受到知青们的好评，以及新闻单位的赞许，我的入党申请得以正式批准，入党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75年5月25日，距离上一次的支部大会虽然相隔了两年，这两年我历练了许多许多，也学到了许多许多。当入党这一天，我朝思暮想的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又仿佛兴奋的有些措手不及。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还有没有差距？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了？这个“短板”怎么补？这个疑惑怎么释怀？一连串的问号无法澄清，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希望紧紧联结在一起……

在以后的几十年学习工作中，我认真践行诺言，一心向着党，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真正从思想上入党，始终坚持做一名光荣、合格的共产党员。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们党愈挫愈强大，历史印证了习近平同志的缄言：“良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大的力量”。四十多年来，我时常为入党这一天而激动不已。我深深懂得，人老了，党的理想信念没有变，孜孜以求、坚持到底的决心没有变，老骥伏坜，壮心不已，永远是激励我奋发有为的座有铭。

人再老，心不变；人在党，心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