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行区退休干部  周紫燕

我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上世纪50后一样，从小有一个光荣而崇高的梦想:入队、入团，入党！如今我是已有30多年党龄的退休老者，回望自己实现人生“三个政治坐标”而“慢三步”的追梦之路，心中不禁感慨良多。

入队，年龄不到，比同学晚一年。我是1958年因为“大跃进”而提前一年在六足岁(那时规定七足岁)就读小学的。那年，同龄同学都被批准加入少先队，戴上了令人羡慕的红领巾。而我，因为年龄不到，不能加入，儿时的心中很是失落。终于等到一年之后我也如愿，并且担任了中队学习委员。在少先队组织里，我们唱得最多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我们要拥护共产党，准备着参加共青团……”。这队歌是党的教导，是祖国和人民的期望。飘扬的星星火炬队旗下，我高唱着队歌，心儿随之激荡，入团、入党的梦想从此飞扬。

入团，一波三折，历时五年。进入初中，班里组织了团章学习小组，“五四”青年节时，年满十四周岁的几位同学成为第一批共青团员。虽是班干部的我又因差一岁，还要留在少先队组织里。班主任老师安慰我，明年你就可以入团啦！谁料，第二年--1966年“文革”开始，入团之梦成为泡影。1968年10月25日，我成为到上海近郊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批插队知识青年。年仅十六岁，身体单薄，要求进步的我，不怕苦不怕累，吃住在生产队，样样农活学着干。白天田间劳作，晚上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灯下写稿件，当好土记者。一年多过去了，眼看着队里几名回乡同龄青年都入团了，然而，大队团支部还从未找过我。“入团怎么好难啊！”表现尚好，小有名气的我，受到负责土记者队伍的公社广播站沈站长的关心，并经公社党委高书记的亲自过问，在我插队两周年这天--1970年10月25日，十八周岁的我加入了光荣的共青团。

入党，最高梦想，十五年的追求。入团不久，此时已任大队民兵连副指导员的我，向大队党支部郑重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从此，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担任大队民兵连、团支部、文艺宣传队、通讯组等工作中不怕担子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尽力为之；在生产队劳动，女劳力的农活样样拿得上手，已属一等强劳力；在多年的“战天斗地”中，我用汗水与辛劳书写对党的忠诚，与社员、干部建立了深厚感情。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我数次旁听了大队党支部召开的入党审批大会，我向往、期盼着也有这么一天的到来！但党支部没有发展我的一点迹象。为什么？我思我想，心中明白:因为我有个“右派”分子的爷爷。1971年秋，插队刚满三年，上海市首次在知青中抽调表现好的去“学医”，我被大队选送，公社、县同意，然而报至市里最后一关，因爷爷的“右派”牵连而没批准。记得那天，大队党支部倪书记亲自走到田头，告诉我原因和结果时，按捺不住情绪，边流泪边不解地责问:党的政策不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吗？倪书记说:党的政策没变，只是这次上调知青“学医”，是为医务界成份去“掺沙子”的，要求家庭成员是没有政历问题的。你的表现是好的，所以一个大队送一个，就选送了你。不要灰心，还是要继续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极“左”的那个年代，早已离世的爷爷这顶“右派”分子帽子，似压在我心头、横在我追求上进路上的大山，使我以后也轮不到“工农兵大学生”等上调的机会，更谈不上跨入党的大门了。历时8年，我终于结束插队，到上海县幼师培训班学习。永远难忘，时任党支部书记的许老师找我谈话，这是我申请入党多年来，党组织第一次找我的谈话。他勉励我，要坚定入党信念，纯洁入党动机，经得起党组织的考验，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许书记的话，重新点亮起我心头的梦想之光。之后，我服从所在学校党支部的安排，在幼儿教师、幼教辅导员、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副教导主任等工作岗位上，用干一行、爱一行、努力干好一行的成绩，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不断勉励自己，争取在思想上先入党！1986年1月24日，这个日子永远不能忘，我终于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并于1987年1月24日按时转正，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旗下的我握紧右拳，向党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长达28年的追梦路上，尽管因客观条件或时代政治原因，使我到达每个坐标都要“慢一步”，成为“慢三步”。然而，就是在这“慢三步”中，我真切感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引领、关心和帮助:高书记亲自过问我入团问题，倪书记田头安怃我上调落选情绪，许书记激励我重拾信心，还有顾书记领我迈入党的大门……

漫长、曲折的追梦之路，锤炼了我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倍加珍惜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教育工作中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九八九年“七一”纪念大会上，我被上海县教育局党委首次表彰为局"优秀党员"。

如今，我国正行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征程。我，一位退休老党员，有责任、有义务，用自己的经验、能力、智慧，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