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国资委离休干部 鲁永皓

说起我为什么会入党，我想还是要从我出生的年代讲起。我1936年出生于上海，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小囡。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地处华人地界的老城厢，北面是英租界，西南面是法租界，分别由日本鬼子和英法雇佣兵把手。我们出入都要向他们鞠躬并接受检查，稍有不慎就吃外国人火腿（遭皮靴踢）甚至挨枪托打，幼时看尽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兵来了、美国兵来了，他们开着吉普车满街横冲直撞，耀武扬威，以“劳军”的名义抢夺钱物，欺压百姓。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攻打解放区，暗杀民主人士，市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时，我正在江湾念初中，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光明的到来。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不断传来，25日那天，天刚蒙蒙亮，多日未回家的父亲回来了，他一进门就高声说“解放了！解放了！”还拿回来解放军《告上海人民书》、《解放军约法八章》等许多传单，让我到大街上去张贴。母亲听到父亲带回来的消息很高兴，连忙从厨房间里取出面粉，调了一小桶浆糊给我，带上浆糊，我沿着东新桥（现浙江路、人民路口）向金陵东路一路张贴，有许多过路的市民围在我张贴的传单周围边看边议论。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了，他平时经常教育我做人要正直、走正路，要为劳苦大众做好事。

当我张贴到金陵东路，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穿着黄颜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或抱着枪、枕着背包，或背靠背，在街上休息，一眼望不到头。原来解放军攻下上海时正是大清早，怕影响市民睡觉，就寂静地在街头露营休息，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绝大多数市民还不知道上海已经解放了。此情此景震撼了我的心灵，让我对解放军的崇敬和热爱油然而生，我沿着大街一路奔走相告，解放军好，共产党好！

上海解放了，学校组织观看解放军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血泪仇》等控诉旧社会、反映军民一家亲的文艺节目，我的心灵深处再一次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谋幸福，我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于是，我来到部队的征兵站报名参军，但部队的同志嫌我年龄太小没有收，为此我回家哭了好几回。六月下旬，我得知刘邓大军招收解放大西南的工作队的消息，第二天早早赶去报名，这一次，我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西南服务团。三个月集训，部队首长为我们上课，宋任穷同志操着一口湖南腔，讲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情况，我和许多同志一样，都为红军战士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为那些长眠在雪山草地的革命先烈而流下了缅怀的泪水。我再一次认识到当兵不是一时冲动，图个痛快，而是要坚定的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奋不顾身的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那些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建立新中国而壮烈牺牲的战士，他们的事迹深深感染着我，我立志要向他们学习，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949年10月，刘邓大军开始了进军西南的8000里路小长征。我跟随三兵团向重庆进发，途中跋山涉水、克服种种困难，走村串户，宣传党的政策，开展了接管、剿匪、土地改革、建立新的人民政权的运动。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念时刻激励着我，让我无论在大西南工作，还是转战高炮部队，都时时刻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在革命队伍的大熔炉中锻炼成长，终于，在1960年，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