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国资委离休干部  王湘

我今年101岁了。我家是四代贫农，我祖母是父亲十三岁时去世的，祖父是父亲十四岁时去世的，父亲成了孤儿。姑妈十二岁时给人家做童养媳。父亲去苏北（盐城）古镇一家烟店学徒七年，二十一岁时由他的姑妈操办娶了我的母亲姚氏。由于我父亲在苏北学徒，家中的土地被父亲的叔叔伯伯侵占，我母亲靠父亲很少的工钱和绣花赚点钱维持着最低生活。父母共生了八个子女，只活了三个，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饿死的。我哥哥学徒时被老板打成了聋子，姐姐未读过一天书，帮助妈妈绣花种田，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让我读了四年幼小、二年私塾，我成为家里有文化的人。1934年经人介绍去苏北如皋县加力镇吴顺昌店里学徒。加力镇是一个乡村小镇，吴顺昌是一个综合商店，经营杂货和糕点。所谓学徒是既无报酬又无自由，实际是奴仆，真是“眼睛一瞪，忙到二更”，每天工作十多小时，由于超强度的劳动和精神压力大，当时认为：现在吃得苦中苦，今后方能成为人上人的错误思想指导，忍受着痛苦结果身体患病。老板怕我死在他店中，不但不给我医治，反而派人把我送回家，并告诉我：现在经营不好，请你“另谋高就”辞退了我。这对我打击很大，真是雪上加霜。病愈后，1936年我到上海，姐夫与人合伙开了一个小手工作坊，专门做些小商品，初到上海看到外滩高楼大厦，南京路繁华的车水马龙景象使我精神一振，可是慢慢地看上海分为英法美租界，看到红头阿三任意欺侮老百姓，看到外国巡捕随意拘捕中国老百姓，看到黄浦江挂着外国旗号兵舰，看到马路上妓女拉客，晚上灯红酒绿，再看看中国老城区许多棚户，鸦片烟馆乌烟瘴气心中不是味道。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任凭外国人欺负老百姓，使我感到了耻辱，伤了我自尊心。

1938年，“813”日本侵略上海迫使我姐姐一家回乡。为了生活我摆地摊做小贩，挑着担子到各村去叫卖，以维持最低生活。1938年我参加民兵基干队和新四军攻打日本鬼子据点。我们用铁撬将铁轨拆下丢到河浜里，将枕木烧掉，把电话线剪断，把电线杆烧掉，破坏公路桥梁，晚上偷偷到据点贴标语撒传单。这时我认识了我们区长赵文豹，他穿着草鞋，指挥我们破坏敌人防务设施，一齐扛枕木和铁轨，使我惊奇怎么新四军当官的与国民党当官的不一样。国民党平时对老百姓盛气凌人，欺压老百姓，当鬼子一来他们比兔子都跑得快。当时区委书记戴英找我谈话：我们结拜兄弟好吗？我说：你是书记，开什么玩笑，我是一个民兵普通队员，那怎么行？他问我新四军好不好，我说：好，新四军打鬼子不欺侮老百姓，没有架子。他又问我：新四军为什么这样好？我回答不上。他说：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队伍，共产党是为穷人服务的，你愿不愿参加共产党？我说：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我也是穷人我愿意参加。他给我一张入党志愿书，要我回家填好，要保密，不能给外人知道，连自己父母兄弟亲朋好友都不能说，被敌人知道要杀头的。我将入党志愿书填好交给戴英同志，不久县委组织部周忠找我谈话，他从国际与国内斗阵形势，到共产党的性质、纪律、任务等谈了半个多小时，真是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使我眼睛一亮，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他的谈话就表示批准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共产党战士，我仍由戴英同志单线领导，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终身难忘。今年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十六年纪念日，七十六年来始终未忘记一个共产党员应尽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