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教卫系统离休干部 刘宗章

1947年4月25日那天，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在组织安排的支部转正审批会上，举起拳头宣读入党誓词，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年我刚15岁多一点，当时担任山东省文登县七区区委秘书。

今年1月17日，作为一个有71年党龄的党员，接受组织委托，和离退休党工委、老龄办的同志瞻仰“中共二大”会址，带领同志们在庄严的党旗下又一次举起拳头，宣读入党誓词。自己在组织培养下一路走来的往事就时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借这次征文表达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党恩，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不忘党恩，因为我的生命和成长和党紧密联系在一起。1935年春，国民党胶东地区“剿共”总司令展树堂的部队，对胶东地下党进行了梳篦式的大清剿。我父亲当时是不脱产的地下党交通员，参加了组织的反清剿暴动（即民国二十四年暴动，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影响)，在一个晚上突袭了住我村的国民党清剿小队，缴了敌人五支枪，击毙了一个敌兵。因为我方人员全是普通农民，没有武装斗争经验，用的是土造猎枪，结果牺牲两人，被捕的两人次日就被处死在街头，暴尸7日示众。参加暴动的组织暴露。

一天深夜，十几个黑影把我家团团地包围住了，手持短枪的便衣破门而入，揪住了我祖母的衣衫吼叫着：“交出你的儿子，不交就枪毙了你……”。另一边几个人用枪对着我母亲，逼她交出我父亲。边嚷边把我从母亲怀里夺过去装进麻袋里，威胁说：“不交出你的丈夫就带走这孩子”。还有几个人在屋内翻箱倒柜，搜遍了所有角落。一会儿就听啪啪两声，老祖母立时口喷鲜血，两只门牙当场落地，老人边捂着嘴边扑向麻袋，哀求着：“不能带走我的孙子，他还是个孩子……。”不满十岁的两个姐姐，蜷曲在墙角下瑟瑟发抖，不敢出声。僵持一阵后，一个面孔善良些的大个子与一个年龄大些的胖子耳语了几句，对我祖母说：“限你三天交出你的儿子。不交出来就抓走这孩子，烧你们家房子…”就这样，他们折腾到过半夜，然后看似撤走了而实际上却还在我家周围守了一夜。当时我4岁还不到，上述情景我已模糊不清，是妈妈在以后的岁月里时常讲给我们听的。每次讲述时老人都泣不成声，泪流满面。那晚我父亲因身份暴露，当晚就经组织安排和另两位战友从烟台经大连奔赴朝鲜避难，在朝鲜隐姓埋名，以打工掩饰身份，直到1941年抗日民主政权在我家乡建立，我父亲才从朝鲜归国。

因为地处敌我割据地带，此后敌人便没再下到村里，但我慈祥的老祖母在那次惊吓后得了惊风，天一黑就不敢出门，看到打雷、闪电时就大小便失控，成天迷迷糊糊神魂颠倒，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父亲名字，常常不吃不喝，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第二年冬天就含冤去世了，仅活了五十五岁。地主的剥削，贫苦的生活和家事国仇，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仇恨不断激励着我的反抗精神和翻身的欲望。

父亲出走的六年中，是我家最苦难的时期。祖母去世后，我母亲一个小脚妇女支撑着全家，带着三个未满十岁的孩子，耕种着三亩薄田为生。那真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只能靠野菜树根树皮野生瓜果维持，真是度日如年呢。1937年外地来了两个人，说是和我父亲一起学武术时的师兄弟，并告诉我妈父亲在朝鲜，待年月太平了他会回来的，他们临走时留下8块银圆，说：这钱是补贴一个孩子上学的，千万别作它用。次年春，其中的一个又来我家留下8块银圆。直到1941年父亲回家才知道，来人都是地下党组织安排的。1939年9岁那年，我上学了。白天上学，晚上和假日随妈妈、姐姐们在田里干活。在学校我抓住分分秒秒勤奋学习，成绩优异。在初小四年的八次大考中，成绩一直在前三名。班级里我喜欢帮助同学，特别是关心贫苦的同学。到11岁三年级时，我成了年级里小有影响的人物，在小朋友中有一定的号召力，担任了儿童团长。

1942年春季开学后，我积极响应学校号召带领一批小朋友到村里组织农民扫盲班、歌咏队。几个月后，我们的活动波及到其它村，年底时扫盲、教歌等活动，村连村形成了一片。这一年我被评为县“模范小先生”，还到中心区和县里组织的经验交流会去参加交流，那年我12岁。1945年，14岁时我进入高级小学。到学校不久，学校校长就找我谈话，对我很关心，希望我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并讲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要求我组织一批苦大仇深的同学参加农村的减租减息和斗争地主恶霸的活动，组织同学参加反扫荡活动。他向我说明了这些活动的意义，又很具体地教给我工作方法。我非常高兴地行动起来，组成了算帐小组、宣传小组、调查核对小组，分别投入到村农会的有关小组。通过亲身参与斗争，也使大家都得到了锻炼。

在对付敌人大扫荡中，我又组织同学挖地洞空舍清野，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送情报等。这些活动得到了区青救会、农救会和妇联的称赞。这一年，我被推荐担任了区儿童团长，并参加了县组织的交流。在学校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我还组织了儿童剧团排演了《锁在箱子里》、《兄妹开荒》、《恨》、《改邪归正》等抗日和大生产运动的戏剧。高小六年级时，我已15岁，当年农村正处在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中。校长又安排我们几个苦大仇深的同学到村里参加“复查”活动，任务是配合村农会搞调查、核查材料和宣传等，这年我担任了一年的区学联主席。也就是这一年冬，区里从小学毕业生中选拔小学教师时，我被第一个选中。

1946年2月我踏上了教师岗位，使我非常兴奋，感到光荣和自豪，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白天上课，中午又为妇女们上扫盲课、教唱歌。晚上就到民兵屋和民兵们在一起，教他们识字，给他们读报。由于我工作积极主动，并取得成效，当年就被评为学区“模范教师”。在党的关心下，我向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次年 2月，我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从此我在政治上有了归宿，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对自己的要求不再停留在做个好人，而是努力要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离休后，我在关工委岗位上工作25年，9次获得上海市、教卫系统和学校关工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在任离休干部第二党支部书记期间，2014年，我们支部获评“上海市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自己努力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党恩，永远跟党走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