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市政府协作办主任 孙明良

我是1986年从上海市轻工业局调到市政府协作办（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前身）的，1986年至1988年任市政府协作办副主任，1988年8月至1995年8月任主任。协作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需要协作办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计划的物资越来越少，这就产生了地方之间合作交流的必要性，也就产生了协作办。

从沟通信息到落实项目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的经济飞速发展，为了加强与兄弟省区市的经济联系和经济技术协作，1986年7月份，市政府批准设立五个驻外办单位。在这之前，上海只在北京设有办事处。那么，在兄弟省区市怎样扩大关系呢？我们首先在重庆、哈尔滨、广州、武汉、西安设立办事处，这样把西南、东北、中南、西北各大行政区都覆盖进去了。为什么把上海在东北的办事处设在哈尔滨，而不设在沈阳呢？这主要是考虑到和苏联开展边境贸易。边境贸易当时已经起来了，上海轻纺工业产品在那里有一定的优势。办事处设在广州，主要是考虑到珠三角是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武汉是长江流域、中南地区经济活跃的中心；当时重庆还不是直辖市，但是西南五省市有个经济协调组织设在重庆，因此我们把办事处设在了重庆而不是成都。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也在成都挂了办事处的牌子。在西安设办事处，当时是考虑西安是大西北的中心。

随着深圳开放力度加大，海南全省成为特区，上海大量企业走向南方，我们就向市领导打报告，建议设立深圳、海南办事处。市政府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因此，上海分别于1989年和1993年，在深圳、海南设立了办事处。

办事处的作用是沟通信息、为企业合作服务、跟踪一些项目的落实，还有推销上海的产品和搞好接待工作。上海在四川、云南投资了一些项目，重庆办事处经常派人去跟踪项目，进行协调。上海在湖北也投资了几个项目，武汉办事处三任主任先后做了不少工作。信息工作很重要，各办事处把兄弟省区市在经济发展中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通过信息简报上报市委、市政府，供领导决策参考。信息有进也有出，我们通过各办事处把上海的改革开放政策，向兄弟省区市宣传。浦东开发开放后，各办事处特别尽力，向各省区市宣传浦东吸引内资和外资的政策，为上海的招商引资作出了贡献。

从找米下锅到万商云集

过去上海以制造业为主，大量的原材料靠计划分配。改革开放以后，计划分配越来越少，上海经济升级能力却是越来越强劲，这就是显出原材料的缺口越来越大。例如粮食、棉花、有色金属、煤炭、生铁、水泥等各个行业需要的物资，都需要通过协作去交换。

那时，市领导到各地去访问，基本上都是去商调物资的。比如，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曾出访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希望他们多供煤炭给上海。为此市政府还成立了驻山西办事处和驻秦皇岛办事处，与北京办事处联手，协调煤炭的计划和运煤到上海的问题。朱市长访问后，上海还专门组织文艺演出队到矿区慰问演出。市领导还到内蒙古自治区去商调羊毛，到江西省和湖南省去商调猪肉和大米，到吉林省去商调玉米，等等。现在，市领导出去的任务转变了，从“商调”转变成“服务”了，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转变。

市政府颁发了我办起草的“欢迎兄弟省区市来沪开店办厂的优惠条例”，同时，我办设立了市场处为来沪企业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各地企业陆续来了，把各地优势物资送来了，同时把他们需要的上海商品运出了，活跃了上海市场。来沪企业主要领导和经营主管来自各地，但大多数工作人员是聘用上海的，这就大大增加了上海人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加了各区的财政收入，这样一来，各区对外地企业来上海经商更加重视了。每到年终就开展慰问奖励活动，主动听取外地企业意见，努力做好服务工作。如今，上海已是万商云集，市场一片繁荣，成为商品集散地和招商引资的福地。

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来沪开店办厂”升级为“招商引资”。当时协作办设立了一个浦东开发处，在浦东新区办公，协调各地在浦东的投资，一时掀起了浦东投资热潮，这对浦东开发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安徽在浦东建造了裕安大厦，山东建造了齐鲁大厦，江苏建造了江苏大厦，浙江建造了芷江大厦，贵州、深圳等也都来投资造楼，外贸部更是组织各进出口公司建造了金茂大厦等。这些投资对浦东开发开放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也拉动了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与此同时，外地的名、特、优、新产品源源不断进入上海，既搞活了两地的经济，又丰富了上海的市场。这些既是横向经济联合的产物，更是改革开放结出的成果。

从服务长三角到面向全国

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是由上海、重庆、武汉、南京四大城市牵头轮流召开。为了取得实质性成果，我们建议在协调会基础上，创建长江经济联合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得到了市领导的认可和会议的赞成。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四个市各投资3000万元，其他21个中小城市入股，一共集资10个亿。总公司下面设立了重庆、武汉、南京三个分公司，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可以说，它在推动长三角和长江沿岸的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后来中央要求上海服务全国。横向经济联合开展以后，上海不少企业的优势辐射到全国各地。如上海在服装加工方面的优势，变成了苏浙的优势；自行车制造变成了昆山的优势；手表制造变成了深圳的优势，等等。上海发挥优势服务全国，可以说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

说到服务全国，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口支援。最早是支援西藏、云南、宁夏和新疆。云南接受能力强，上海帮他们搞的一些产品，很快变成了中缅边境贸易的商品。国家计委为更好地搞好对口支援工作，明确上海重点对口支援云南四个县。为此，我们在基金会中拿出3000万元贴息贷款给企业，激发企业的积极性，把项目搞上去。西藏拉萨的传染病医院、日喀则的自来水厂建成后，效果很好，得到受援地区人民的欢迎。1992年的三峡工程建设，上海对口支援宜昌县和万县五桥区，重点推动上海企业与当地联合建立工厂，办培训机构，搞好医疗服务，同时解决库区移民安置以及库区发展经济问题。

以后的对口支援，随着上海财政的增加，支援力度也随之加大，除技术物资援助，增加了资金援助和人员援助的规模，包括技术人员、干部培训等，使受援地区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卫生、教育、居住条件改善以及人员素质提高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多数人从此脱贫，走上了致富路。上海的对口支援工作受到国务院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