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贤区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调研员 丁延林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任江海公社办公室主任、党委秘书、机关党支部书记，未曾想到，我在当时写的《跃进十队试行大包干责任制》的调研文章，竟被报送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拉开了上海郊区推行“大包干”的序幕。

这个队有十多名男青年找不到对象

1981年，奉贤县江海公社跃进十队有耕田112.13亩，24户，总人口80人，务农劳动力39人，外出务工13人，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生产队。1966年为了发挥“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四队同十队合并成一个生产队。60年代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弄得生产队“麦像癞痢头，油菜如马兰头，分配每工四角头”。70年代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小生产倾向，结果越批产量越低，社员分配收入越少。1972年人均分配120元，为全大队最低。1973年透支户15家，透支总额2949元，占全大队透支户总数的三分之一。1976年二麦（大麦、小麦）亩产46斤，粮食常年亩产1163斤，劳动日单价0.49元。生产后进，不少农户住的还是茅草屋，甚至外队姑娘不愿嫁到十队，一度有十多名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上级组织也十分关注这个队的生产和社员生活，公社、大队年年派人去抓后进，促转化，但干部满怀壮志进，垂头丧气撤，队长泄气不愿干，社员叹气工效低。他们说：“县里干部来过，公社社长蹲点过，大队支部书记兼过生产队长，这个败命队搞勿好。”1979年，四队、十队重新分设，生产队规模小了，但生产仍处于全大队后进状况。

1980年中共中央发了《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全国各地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典型报道传到十队。1981年“三抢”结束，跃进、树园大队党支部组织生产队长到浙江慈溪考察承包责任制后，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朱德龙召开大队领导班子会议，拟在二、三、八队搞统一经营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十队社员听到此消息，也要求大队在十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全队39个社员中27人要求尤为强烈，他们说“土地包产到户，一年联三熟，大家责任心强，产量保证提高”。但也有一些干部思想有顾虑，他们说“集体生产搞了三十年，一夜退到五三年”。大队党支部书记朱德龙支持十队大多数社员要求。这年秋天，在大队总会计刘明君的帮助下，制定了分田包干的具体办法，接着量地定柱，10队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就这样搞起来了。

“大包干”使跃进十队旧貌换新颜

搞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农民恢复了对土地的感情，这一年秋播，油菜秧从浜滩头种到岸边头、水渠旁；昔日的茅柴塘翻了身，贫瘠的土地长出了好庄稼。一个冬春，不少社员从邻队借船到县城买粪肥2000担。“田是黄金板，人勤地不懒”。1982年，夏粮登场，跃进大队比上年减产8万斤，而十队夏粮面积虽然比上年减少4亩，仍增产380斤，二麦、油菜亩产第一次跃居全大队首位。1979、1980年没有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1982年，早稻一季交售27900斤，超售5200斤，加上后季稻的收成，每户社员足有半年的余粮。社员邹克其一家5人，忙时种好责任田，一年腾出3～4个月替人理发、卖棒冰、贩运苗鸡苗鸭、饲养肉用鸡，全年种田和多种经营收入3000多元。从此，跃进十队治穷致富迈出了第一步。社员们看到包产到户带来的成果，高兴地说，我们十队社员造楼房有指望了。至1998年，跃进十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7年来，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家家住上了楼房，50％农民在南桥购买商品房，昔日“光棍”都找到了好姑娘。

在摸索中前进

跃进十队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头受到不少干部和群众包括上级领导的非议和不理解。

1980年11月20日，市郊区组党组在贯彻中央75号文件，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报告中提出：“上海不应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和分口粮田。”1981年2月13日～16日，市郊区组召开各县农工部长会议，提出郊区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指导思想时，还是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但跃进村、树园村党支部提出要在后进队搞包产到户后，江海公社党委开始了新的思索：既然生产队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模式不能解放生产力，走不出农业落后的困境，就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革来找出路。党委反复学习中央75号文件后认为，中央同意在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包干到户。上海虽然是经济发达地区，但也有落后的生产队和后进的生产大队，要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党委一方面组织部分干部到外地参观学习，一方面深入调查研究，保护群众搞包产到户的热情。党委书记朱梦章积极支持跃进十队和树园二队、十三队搞包产到户，大队党支部派干部驻村帮助实施。

任何实践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任何成功的实践和经验，都是与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一开始，县委、县政府采取不反对、不支持的默认态度。半年后，县长蔡正德带领各公社管委会主任到队里考察，社员们深受鼓舞。1983年秋，县委、县政府作出部署，借鉴跃进十队的做法，在全县全面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举措是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改革，解放、发展农村生产力的结果。

拉开上海郊区推行“大包干”的序幕

当3个试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粮棉登场、喜获丰收后，江海公社党委及时组织人员帮助总结经验。我通过深入调查，撰写了《跃进十队试行大包干责任制》一文。上海社科院将《跃进十队试行大包干责任制》文章报送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

1982年11月，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宗烈参加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打电话给市郊区组，要求尽快报送跃进十队等生产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典型材料。于是，市郊区组范广龄等同志到江海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并将材料迅速报送在中央开会的陈宗烈同志。12月14日至24日，市委召开郊区党员干部会议，陈宗烈宣布上海取消“三不”（即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不分口粮田），不再划框框作硬性规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解放日报》发表了《江海公社三个生产队实行大包干一年，使昔日缺粮队翻了身》的新闻报道。12月，上海电视台播放了江海公社三个生产队实行大包干的电视专题片《农业起飞的新途径》，从而揭开了上海郊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到1983年底，奉贤县有3243个生产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占生产队总数的94.36％。到1984年，种植蔬菜的生产队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事实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业经营体制，它不但处理好了农民内部的关系和集体与农民的关系，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