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公量，男，1921年出生，浙江定海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9年至1944年先后任新四军军法处处员，皖南老一团特派员，军教导总队锄奸科长、特派员，浙东区党委敌工委员会副书记兼浙东纵队保卫科长。1945年8月起任华东野战军(后为三野)一纵队保卫部长，一团政委，参加过宿北、鲁南、孟良崮、莱芜、豫东、淮海、渡江和解放卫海等战役。1950年入朝作战，任志愿军九兵团保卫部长。1964年转业，历任中科院华东分院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上海市科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中科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兼上海科学院书记、院长，中共十二大代表。

　　认识丁公量老人，是在3年前的春天。当时，丁老与我市朱家尖岛的两户困难家庭结对，热诚资助这两户人家的子女上学，记者获知后，曾找他采访，在本报发表一篇通讯《爱心闪耀故乡》。时隔3年，这次在沪再访丁老，但见这位已年届80的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健谈如前，热情如前。

　　“我是在故乡舟山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们丁家，历史上曾是定海有名的大户人家。但是，我从中学时代起，就脱离了“少爷”生活，走上了自立和革命的道路。我清晰地记得，我到舟山中学读书，学费是靠自己打工赚来的。当时，读舟山中学每学期要交36圆银元的学杂费，我找了个抄写钱粮册的活，边打工边读书，才得以勉强读完中学。

　　 我是1934年考入舟山中学的。舟山中学(原定海公学)创办人刘鸿生先生，深谋远虑，苦心孤诣，在捐资23.2万圆银元办学的同时，聘请了当代教育家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担任办校顾问，负责教学课程的设计，以及延聘师资等有关事宜。在3名教育家的热心指导和帮助下，当时舟山中学的师资阵容之强为全国同类学校所罕见。其间，有不少国内名师和进步教师(包括多名共产党员)到舟中任教。在他们的影响下，我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最初启蒙。1935年，我年仅14岁，就参加了抗日救国童子军。记得当时童子军的大队长是陈安羽。我们在学习之余，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当年，在全国童子军操练比赛中，还获得了打旗语项目的第一名，为舟中学子赢得了骄傲。

　　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这一年，我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学生救国学会，在共产党员王起等人的领导下，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第二年，我考入上海中法工学院，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组织学生与散布亡国论的该院院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年冬，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任政治交通。上海沦陷后，我受党组织的指派，负责接送800余名上海青年学生、党员干部和群众骨干以难民名义作掩护，经温州去皖南参加新四军。由此开始，穿上军装，转战南北……

　　 “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皖南事变'那一段”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多人向北转移，到达安徽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袭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时，我是新四军教导总队的特派员。教导总队是军部的最后预备队，在事变期间一直跟在军部后面且战且退。当时，连日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溪水陡涨，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极大困难。新四军弹尽粮绝，加上身子极度疲乏，在敌人的层层围歼中，不断有阵地失守，不断有战士倒下殉难……

　　 我记得事变最危难时，叶挺军长来到教导总队指战员中间，他跳到一块山坡的岩石上，大声地对我们说：“同志们，我们陷入了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圈套。现在形势危急，大家的任务是突出重围!”他说得非常有力，坦率干脆。“教导总队是一支干部队伍，平常我是舍不得轻易使用的。但现在党遇到了困难，需要同志们作出牺牲，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现在我命令教导总队，立即抢占前面山头，杀出一条前进的血路。”“冲出去就是火种，就是胜利!”他的话敲击着革命战士的心坎，激起了极大的力量。部队像猛虎下山，很快占领了一个山头，夺回了阵地。叶军长为此奖给教导总队两头牛。然而，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我们突出了这层包围，又陷入了新的包围……但叶挺军长的那次讲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激励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更坚强的斗争。

　　 “皖南事变”后，驻在上绕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把被捕的新四军干部近600人，集中关押在上绕的上下周田村。集中营共分5队，我被编在3队。这个队被国民党特务们称为“顽固队。”他们对我们采取了强硬的高压政策，进行打、骂、劳、饿等百般折磨，企图逼我们就范——“自新悔过”。但是，敌人的残酷折磨，并没磨灭我们斗争的意志。很快，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我们利用上大课和集中会操等机会，通过秘密联系，建立了3队的秘密党组织。我和汪海粟(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已故)被选为3队党支部负责人。

　　 1941年10月，3队秘密党支部酝酿中秋暴动，因叛徒告密流产。敌特得知我和海粟是“暴动头子”，进行毒打后，将我们两人押到茅家岭，关在一间石头砌的谷仓里，准备呈报枪毙。在行刑前夕，我们艰辛地用皮带铜扣敲开铁镣上的销子，后又千方百计骗看守士兵去小店买东西，幸运地打开石仓，逃脱牢笼。

　　 1942年夏，我经过一番曲折，重回新四军军部(苏北)，同年12月，被组织上派往浙东新建抗日根据地。1945年8月，浙东部队北撤后，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保卫部长，一团政委，参加了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朝鲜战场，与美军情报部门斗智斗勇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我入朝作战，任志愿军九兵团保卫部长，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东线、中线防御。1952年秋至1953年春，九兵团担任朝鲜东海岸反登陆战备任务期间，我们兵团保卫部策划和实施了一场逆用美军远东情报局高级情报组，动摇敌统帅部登陆决心的反情报战。其斗争手段新颖，成效明显，曾受到罗瑞卿将军的充分肯定，被称为我军保卫部门战地反情报战的一个范例。

　　 1952年夏秋，美军叫嚣要随时在北朝鲜东西海岸登陆。我在一次部务会上分析后认为：美军进行“两栖登陆”虽在兵力部署上还无力顾及，但其情报部门肯定要积极准备，将会向我防区不断派遣特务。根据敌特活动的规律，我觉得阴历满月前后的那三五天，将是敌特空降选择的最佳时机。于是通报兵团所属部队，加强对海、空的监视，注意捕捉空降特务。果然，8月下旬的某日深夜，李伪军情报部(代号4863部队)派遣一个工人情报组携带信鸽，秘密空降我九兵团防区万年德山。敌特着陆后，即被兵团警卫连捕获。我们对敌特进行连夜突审后，从其口供及携带信鸽等迹象来推断：这个敌情报组的空投，表明敌人侦察方向已指向北朝鲜东海岸地区，如我们及时放回信鸽，谎报情报组平安降落，很可能会使敌情报部门随时派遣后续的“高级情报组”潜入我后方活动。我果断决定：抓住战机，诱敌入网。将信鸽放飞后，不出两个月，果然又捕获4名敌特和4筒物资。经审讯查明，这个4人高级情报组由美远东情报局派出，直通敌统帅部，其任务是执行对我军的侦察和策应美军在东海岸登陆，其提供的情报将对战局干系重大。通过政治教育，情报组中一个名叫孙宪的通讯员表示愿服从我军指示，立功赎罪。我们酝酿利用缴获的敌特通信工具，开展反侦察、反情报斗争，配合我军部队作战。向总政和志愿军政治部、兵团党委报告后，迅即获得批准。

　　 一场逆用电台的反情报战就此打响。孙宪在我们的监视和监听下，首次与敌情报本部进行电讯联络，获得成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敌方按照我们发去的电文要求，相继两次派机空投，给已为我们所掌握的情报组送来大功率电台一部和两台手摇发电机。从此，接受补给，提供“情报”就与“考验”和“反考验”的紧张斗争相伴相随了。逆用电台“反间”，电文是杀伤敌人的武器。我们对每一次发向敌方的电文，都经过反复斟酌，仔细运用敌方的习惯用语，精心拟稿，缜密修正；对每次敌方来电，则准确翻译，看字面文理，品口吻语气，逐字推敲，由表及里，求解其深层含义。以敌方给情报组所下达的情报要求来窥测敌统帅部的军事意图，以我们给它的真、伪、虚、实相间的“情报”去干扰敌方的情报中枢。1953年，九兵团与三兵团调防，我也作为志愿军代表之一，被派往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我们将逆用电台工作原地移交，直至朝鲜停战。

　　 后来，我从1993年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给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看到，我们当年的逆用电台工作确实对朝鲜战争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杜勒斯在报告中引用我们所提供给他们的“情报”判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大约有30万人被布置在可能发生登陆作战的海岸地区……共产党已极大地加强了他们的海岸及前线防御……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情报局认为，……中共军队将展开最大限度地面防御来抗拒联合国军的进攻，并实施坚决的反击。”曾被美军闹得十分火爆的准备在东海岸“两栖登陆”的作战方案，最后不得不搁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