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历
1952—1961 年 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1961—1982 年 上海冶金研究所等担科研 处处长、副所长
1982—1983 年 上海市科协党组副书记
1983—1986 年 中共上海市委科技工作委 员会副书记
1987—1989 年 上海市政协常委会委员
1989—1993 年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为理想奋斗

　　解放那年冬天，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时，一位从美国回来不久、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教授骇然发现在他指导下做毕业论文的女学生竟是共产党员。他好奇地问：“你们地下党员每月收入多少？”答曰：“哪有收入？我们每月还要缴党费哩！”他感到十分奇怪，“那你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危险去当地下党员？”回答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回答引发了他研究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兴趣，后来他也成了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战斗的一名党员。“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是我多次被提问的问题。解放初，不少人带着羡慕的口气问；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挨批斗时质疑地问；文化大革命时挑衅地问；改革开放年代探究地问。甚至有人问：“如果生命重新开始，你将如何选择？”我的回答是：“今生无悔”。生活、探索、战斗是美丽的。

　　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一伙日本侵略者积极策划从东北三省开始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狂想，妄图一统天下，大展他的狼子野心。各帝国主义也对中国虎视眈眈，莫不想分一杯羹。而当政者却在“攘外必先安内”，甚至在“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方针指导下，各地大小内战烽起，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就在那个年代，我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是在大动荡中的一小片暂时安宁之时度过了平静的幼年。我对生活的周遭世界，充满好奇。人为什么不能像白云那样在蓝天自由飞翔？蚂蚁匆匆忙忙地在干什么？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换音讯的？太阳、月亮从哪儿升起、又落到哪儿去星星是什么？ …… 对这一切，我总想探个究竟。儿时每天每晚常听老祖父谈古论今，评点人物。从盘古开天地，到张勋复辟；从洋鬼子到吃人生蓄；从中我感染了他那一套孔孟之道的是非观和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什么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仁者爱人，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以及对建立大同小康世界的追求。在以后接受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这儿时的教诲，在潜意识里，仍然支配着我的一生到了上学时期，关注的范围逐步扩大，开始了忧国忧民的意识。上学路上，常见路倒的尸体，满街乞食的灾民；小孩夏日一头疮疖，冬日双手鲜血裂口；而另一面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更有甚者，臣服于大英帝国的印度子民，在中国土地上，竟然也敢向中国劳工高高举起大棒。“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小学作文时常用的辞名，“怎样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是当时每个中国人的最大愿望。学校里教的是“读书救国”、“科学救国”，我认为很有道理，一心从书本中钻研救国之道。小学毕业时，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父亲买了本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的《塞上行》（也可能是《中国的西北角》）作为记叙文的范本。从这本书里我模糊地意识到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一支不同寻常的队伍，在祖国的西北角创造着另一种生存形式。上初中（原市立务本女中，现在市立二中）时，在校图书馆借到一本斯诺著的《西行漫记》，让我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希望之所在。那种艰若卓绝、百折不挠的战斗作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那种以解放全人类为自我解放的前提的崇高理想无不令我心驰神往。同时看到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更向我打开了世界之窗。想想吧，世纪初，中俄都是因落后而挨打的国家，可到了 30 年代，由于全国目标明确，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迅速地改变面貌，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了。反视中化，贫穷、落后、挨打依旧，但是西北角正在升起的红星，给我带来希望。他必将挽狂澜于既倒、拯人民于水火之中。从此建立了我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救国救民的最佳途径的信念。

　　在中学时，一次彻夜做数学题，忽然似有所悟，数学竟是那么美，各种复杂的曲线可以用那么完美的方程式描述，从而感到这个自然界是那么协调、那么美。自然界是美的，那么自然界滋生出来的社会，必然也能找到一个完美的理论来描述它。按照这个理论，人们可以用自己双手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又是在中学的图书馆里，我找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介绍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和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让我豁然开朗。社会科学一如自然科学，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原是有规律可循，按照自然规律创造出来的各种器械，大大地改善人类生活。从此，我对所处的世界，从感性认识进入理性思维，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其中掺和了儿时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两者合二为一。我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市学生协会”，自此终生与政治结缘。

　　从初中开始，我逐渐有意识地参加各类学生活动。从一年级时作为班级代表，跑到证券大楼与校董事会争议改派校长事开始，一发不可收拾。虽屡遭家里反对，我那在家里具有无上威严的老祖父甚至跪在我面前，求我别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出去招事生非时，也义无反顾地去完成受同学委托、我认为正确的任务。

　　从中学到大学，我在学生会中担任的职务不是文体部就是学习部。搞文体，我们经常组织演出活动，排演抗日话剧和演唱抗日歌曲。常是星期六中午找一间大教室，把课桌拼起来当舞台，安装灯光（那时还没有音响，只有角灯和脚灯）幕布，然后操持演出。演出前的选剧本、找导演（都是市里剧团的演员）、寻演员、排演出表，演出后教室的复原，一切自己动手，大家总是忙得那么带劲。尤其是看到台下观众情绪随剧情起伏、深受感染时，一切劳累都得到了最佳报偿。学习部则是分别层次组织同学学习各种读物。有的是学些知识性的，请人做报告；有的就有选择地组成小组，学习各种社会科学知识，如结合当时形势，介绍书刊，宣传抗战动态，坚定抗日信心。又如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以事实为根据，以理服人，让大家认清真理。不少同学通过学习，看清了方向而投奔新四军。为了团结同学，组织上要求我们起模范带头作用。尽管课外活动很多，也得把学习搞好。在教师眼里，我们应当是好学生；同学中，是值得信赖的好伙伴。记得在一次辩论会后，回家路上，前面走着班上语文及历史两位老师。他们正在谈论我：“这个学生将来会有作为的。”可见当时我是被人看好。当时要做什么就得做好。例如我常演戏，扮过各种角色，在一个戏剧报上获得好评。一个当时在上海颇有名气的剧社（记得好像是许幸之领导的大钟剧社）还曾来邀我参加。当时是去当赏呢，还是继续走从小立下的“科学救国”的路？是有过考虑，最后，还是认为应该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二、投身革命洪流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而且还名列中美英苏四强之一，真是大喜过望。但是美梦很快破来，那时无数从天上掉下来，从地里钻出来的劫（接）收大员们的无耻行径，和满街横行、旁若无人的美国大兵，上海的“藏大咬子”事件，北京的沈崇事件，打得我晕头转向。这是什么胜利者？这能称四强之一吗？这彻底改变了我认为“胜利了，帝国主义打跑了，剩下的就是好好读书，建设祖国”的美梦。为了中国富强，只留下一个选择：参加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胜利后，由于地下共产党员在同学中普遍有一定威信，所以组织学生会时，总能够选出我们推荐的名单，虽然三青团和国民党有各种官方支持，可每次选举，胜利的总是我们。我们利用学生会的合法形式，组织一系列活动，例如邀请各方路过上海民主进步人士来校做报告。我们曾请过敦沫若、马寅初、陶行知、吴晗等名家，对广大同学认清形势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举办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来团结同学。记得胜利那年的“双十”节，蒋介石到上海召开万人庆祝大会。同一时间我们学生会在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组织大型演出活动，节目中还有从解放区归来复学的同学表演的“兄妹开荒”秧歌舞。以至后来一个同学对我说：“在你的领导下，满台红旗飞舞”。在形势的教育下，学生运动很快如火如荼，蓬勃发展。随着内战扩大，人民生活日渐艰难天之骄子的大学生都在问：“这是怎么啦？”大家都在探求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利用掌握各大学学生会的有利形势，组成上海市学联，把学生运动推向社会。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弄得民不聊生。许多同学由于内战而与家乡音讯隔绝，学费生活费断了来源。市助学联就组织助学活动，走上街头向社会展开大规模助学义卖、募捐活动，从中向广大市民揭露内战已经爆发和将要带来的灾难，宣传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内战。当时我患重感冒，医嘱噤声，否则有后遗症。但是形势逼人，我每天上街，在南京路上向群众高声宣讲，大规模内战已迫在眉睫，全国已经多少人流离失所，我们已经不起再打仗了。每次都能吸引大量听众，引起他们对一触即发的内战的关注。虽然因此我失声多日，且从此成为沙嗓子，但听众的热情反响，给了我足够的回报。

　　每一次大型活动，事前都经过仔细充分的准备。确定目标，分析群众思想动态，对各类人物各类反映的预测，口号如何提，以什么方式、由谁提，怎样呼应，如何引发群众讨论，会滋生引发哪些问题，应如何处理，等等。记得 1946 年 6 月 23 日大游行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前，我们学生会党组早就开始筹备，临行前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背着书包集中到一位同志家，以准备大考为名进行讨论。有时区委领导同志也来参加，了解情况并提指导性意见。每次开会几乎都到临近戒严时间才结束。有时时间过紧，就由男同志用自行车带我到车站甚至送我回家。有一次由我们的书记带我，走到半路，前方有警察拉车检查。书记身上带着一张涉及好几个学校联系人的名单，他马上交给我，让我从小巷子绕道到警戒线后方等他，终于平安穿过警戒线。这样的事虽不常有，但总会碰到，我们都有为了保住党的机密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准备，宁为玉碎，为不瓦全，是我们的行为准则。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并没有指望自己一定有活到迎接解放的时刻，只想把自己炼成一块为祖国、以至全人类通向解放的铺路石子。正是因为党员同志的无私无畏，因为我们掌握真理，贴近群众，所以我们的活动在白色恐怖高压下，仍能吸引大批群众；我们提出的口号总是能引发共鸣。例如反内战时提出“天下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就引发不少教授和同学的感慨，从而积极参加到反内战的活动中来。我特别记得在一条标语“ st 内战 dt= 换学、饥饿、死亡”前，一位数学系“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数理化”的好学生对我说“对极了，你们说得对”。他以后也成了党员，现在是国家级的领导人。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为广大同学启蒙。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各式谎言谬论的大肆宣传充斥大小报刊，我们用简单的真理，群众切身的体验，教育群众，认清形势，看准方向，引导其中先进分子投身战斗行列，为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尽管铺天盖地的反动宣传，把共产党说成是红眉绿眼、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无恶不为的土匪也禁不住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离心离德，并把希望寄托在北方闪亮的红星上。

　　许多活动都是有备而出，但也经常会在和群众一道谈天说地时碰到国民党、三青团分子的挑衅。我就碰到过内战责任问题，经济形势问题，东北三省问题，以至外蒙问题甚至东欧问题等，我们总能仗着理真气壮和群众关系好而压倒对方，至少也能打个平手。当然有时也会带来后果。“ 6.23 ”运动的前奏，我们学校首先举行罢课，在教学楼前大操场上举行大会，各校都有代表来参加，鲜明地公开提出反内战的口号。那时上海的市长吴国桢率领大批人马来到现场，校外警车长鸣，北荷步枪亮着刺刀的士兵包围了会场。吴国桢上台斥责学生非法集会、强占学校场地是侵犯私人财产。这时为了稳住会场，必须直面予以驳斥，环顾四周后，我毅然跳上台去和他辩论，使大会维持激昂的气氛。会后，组织立刻派人通知我，当晚不能住在家里。当时，国民党统治虽严，但广大群众的同情还是在我们这边。我曾在中学、大学两次被学校开除、几次碰到大搜捕、户口大检查，每一次都得到群众（其中有的并不是一定反对国民党）的掩护。还记得一次大搜查时，同住者把我藏在阁楼的箱子背后，还有一次是躲在大橱里。有人明知有危险，还是提供我借住的方便。这证明一个真理：得道多助。

三、虽九死而无悔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为有牺牲多壮志”，由于国民党失道寡助，解放军势如破笔， 1949 年，远比我当年设想提前许多，全国大部解放了，新中国宣告成立。

　　从家门到校门，一切知识几乎都从书本来，相信白纸黑字就是真理，对实际可谓一无所知，对一切都理想化、简单化。以为解放了，一切都解决了，从此天下太平，关键是靠勤劳的双手，建设伟大的国家，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而且坚信一如过去我们曾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作指引航向的航标一样，新中国必将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一条通向全人类幸福的道路。从没想过打垮反动派以后国内还会有什么重大矛盾，更没想过自己还需要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随着事物的发展，各种矛盾日益展现，在思想上逐渐引起混乱。到“大跃进”时，就明显地有跟不上的感觉。搞教改，屐学生制订教学大纲、写教材，说就是“比老师做得好”。我一边努力紧跟，坚定实行，一边思想上产生极大的矛盾，怎么也想不通。既然以学生比老师强，那又何必劳民伤财地办大学？体育大跃进更是荒唐，摧残人身不算，还公然弄虚作假，这跟唯物主义相差何止万里！为了加强所谓的集体观念，学生一切行动都要集全排队。一位中层领导干部在我们支部会上得意地说：“现在学生的集体观念真好，除了上厕所都要排队。”这种现象距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心情舒畅的局面相差又何止万里！我感到十分压抑。更受不了的是学校里大炼钢铁，那么美丽的校园树起许多高炉，把早已成型的有用之材入炉重炼。这时苏联高教代表团来了解我们是怎么搞教改的，怎么干“大跃进”的，我虽然思想上有诸多不通，但是，“外事无小事、对外要一致”的思想指导下，还是要据“理”力争。可是在陪同参观金属物理教研组的炼钢炉时，一个学生拿出一个“成品”献宝似地拿来给客人看，我想拦都拦不住。客人拿到手，轻轻一掰，就折成两段——原来就是把好钢复炼成的渣。客人满面鄙夷地把断渣扔向垃圾堆，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这种情绪被支部当做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思想来批，加上“反右”时我对于刚刚千方百计地动员大家起来鸣放（因为物理系的教与学任务都很重、政治活动响应很慢）还没几天，就要反右，而且就我的思想认识而言，只不过讲了几句话嘛，谈不上什么反党，何必要批呢？加上我平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极好，有共同语言因此在有的总是上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到反右倾时，理所当然地成为批判对象。以前一直一帆风顺过来，这一次当头棒喝，真是打得我天错地暗，我怎么会成为反党分子呢？我究竟错在哪里？说我拒绝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妄图用自己的面貌改造党，我明明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嘛。全支部同志都一致义正辞严地批判我，看来当然是我错了，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怎么也搞不清。因而检讨也一次又一次地过不了关，真是十分苦恼。似乎是《红旗》杂志上康生一篇文章指出的，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队伍的同路人，在革命火车头转弯时，跟不上时代步伐，必然会从革命的列车上摔下去想来我大概就是这种同路人吧。我从小受了不少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所形成的世界观使我难以和大家一样认识真理，我是真诚地挖思想，深入检讨，可怎么检讨也不能得到认可，怎样才能攀住急速前进的历史火车呢？怎么才能不摔下去呢？真是彻心彻肺的苦恼而无处诉说，最后受了个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距离开除仅一步之遥。受什么处分，我已经麻木了，关心的只是如何才能跟上革命的形势，不辜负自己干一辈子革命的入党誓言。所以想还是换个环境，尽量少过问意识形态的东西，力求在业务上、在科技建设上为党为人民做些贡献，为后来人奠定一些物质基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全面回顾了自己在新单位几年的言行，似乎没犯什么错，至少还有点苦劳。因此安心地自忖，这次运动我大概挨不上边了。谁知在劫难逃。一开始，我就成了重点对象。这次批斗来势虽然凶猛，但在心理上，比反右倾时好多了。一方面挨批的不止我一个，没有那时的孤独感。更重要的是经过一次磨难，推动自己对问题作进一步深思考，对周遭环境深入一步观察，也有了较多时间学习马列书籍，结合实际，深入思考，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也有所提高。因此在挨批斗时不再像第一次那样，错了头脑、手足无措，真以为自己一无是处。我认识到，人对事物的认识与适应是有一个过程的。别人和自己都会犯错误，问题是如何从中汲取有益教训。为了革命的利益，予以修正。当然，改是难的，但是只要无私无畏，一心为人民事业，总会前进。我想念人民的意愿是前进的动力。黑格尔说得对：“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也就是凡不合理的，也必将不存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使我坚信，经过艰难曲折一定会实现。所有的挫折，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之过，而是实践者的失误或过失。有认识问题，有意识问题，从认识客观真理到改变客观实际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当初认为只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问题就解决了。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历程，才真正体会到全国解放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到 70 年代末才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一个以唯物主义为思想指导的政党也就不难理解这是必然。这也正说明我们在新的、更坚实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长征。坚持当好“三个代表”，修正错误，继续前进。先列的热血不会白流，共产主义世界一定会到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感到欣慰。如果再重活一次，走共产主义道路仍然是我的最佳选择。今生无悔！

　　在这个伟大时代，生活、战斗、不断求索，是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