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1905年3月出生，江西莲花人。1926年参加村农民协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等。甘祖昌曾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甘祖昌的头部曾经三次受过重伤。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使他不能继续做领导工作，但是他放弃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长期休养，而是毅然向组织要求回到家乡当农民。

甘祖昌

“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

1957年，经过党组织的批准，甘祖昌带着全家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踏上了新的征程。

甘祖昌一到家乡，就向党支部报到，说：“我到农村落户来了，和同志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天，他到商店买了几只大粪筐，第三天清早就打着赤脚，穿着黑布衫，背着大粪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拾粪。从那以后，除了生病、外出开会以外，他几乎天天和社员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社员们关心地说：“老部长，过去你为革命吃了那么多苦，现在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和我们一样干了，指点指点就行啦。”甘祖昌笑着说：“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怎能不劳动？”

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甘祖昌像当年打仗一样地豁出命来干。沿背大队是个山穷土瘦的地方，全大队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冷浆田，产量低。甘祖昌带领社员群众详细地察看了60多亩冷浆田，开了20多次调查会，找到了改造这种田的途径。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在数九寒天便展开了改造冷浆田的战斗。他每天第一个来到田头，带领社员跳进结着一层薄冰的冷浆田打木桩，筑篱笆，捞稀泥，开沟排水。他们连续奋战五个冬春，把全大队的冷浆田全部改造成了大寨田，亩产量提高两倍以上。县里在沿背大队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全县掀起了改造冷浆田的热潮。

坊楼公社有条沿江河，两岸却有不少“望天丘”，年年遭旱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甘祖昌又爬山越岭，亲自去勘测、调查，提出了拦河筑陂的计划，并且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同社员群众一道投入施工战斗。工地附近没有公路，水泥、钢筋等物资不能用车子运进去。甘祖昌组织几十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成立突击队，并鼓励他们说：“过去我们开发南泥湾，耕田没有牛用人拉；现在，汽车开不进来，我们还有双肩嘛！”他喊了声“跟我来！”就领着大家扛的扛，挑的挑，沿着崎岖的山路，把物资从七里外的地方运进了工地。炸药不够，甘祖昌就带领大家拆旧墙，熬土硝；土箕坏了自己修；钢钎坏了自己打。多少个清冷的早晨，他第一个来到工地；多少个北风呼啸的夜晚，他和社员一起挑灯夜战。五个月后，一座蓄水量五百五十万立方米的江山陂建成了，四十三里的水渠也同时完工了，五千多亩土地得到灌溉，“望天丘”变成了旱涝保收田。

十几年来，全公社先后建起了江山陂、快省陂、峙垄陂、马家坳水库、龙潭水库等水利工程，旱涝保收面积由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不毛之地的红壤岗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低产的冷浆田变成了粮棉高产的丰收坂。公社还兴建了十二个小型水电站，队队都用上了电灯，农副产品加工也都用上了电力。一谈起这些变化，社员们都称赞甘祖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顶梁柱”。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

甘祖昌南征北战几十年，从不居功自傲。他常说：“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他回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同他两个弟弟家挤在一栋房子里住。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多次要拨款给他盖房子，他都谢绝了。村里的人说：“按照国家规定，给你盖房子是应该的嘛！”甘祖昌说：“国家规定可以给我盖房子，这是党的关怀。但是我们不应该追求这种特殊照顾。现在国家搞建设，用钱的地方很多，我家暂时能够住下就行。”后来，家里人口增加了，老房子实在挤不下，甘祖昌就带领全家老小，利用农闲时间自己动手打砖做瓦，盖起了一栋普通民房。省民政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到他家，见窗户没有装玻璃，提出要给他买玻璃装上，甘祖昌说：“窗户上装玻璃，在城市是大众化，在我们农村那就是‘小众化’了！”长期以来，他家的窗户和当地社员的一样，是用塑料薄膜蒙的。

甘祖昌回乡以来，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吃的、穿的、住的都和普通社员一样，连抽烟也是用自己做的旱烟袋，抽的是自己种的烟叶。一年夏天，他出差到江西省东乡县。县委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他，找遍了饭店的套间、单间、双人间，都没有找到，最后在一个普通的大房间里找到了他，和普通旅客住在一起。有一年三月中旬，他到北京开人大常委会议，穿的还是在新疆穿过的那身打了几处补钉的旧棉袄，带的还是那只旱烟袋。

甘祖昌回乡后，国家仍然给予他在部队时的工资待遇。他没有把这些钱看作是私有财产，花一分钱都要掂一掂分量。他说：“工资是国家给的，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只有把它用到革命事业上去的责任，没有丝毫挥霍浪费的权利。”他家有副帐钩坏了，他爱人说：“买副新的吧，只要几角钱。”甘祖昌说：“只要几角钱？几角钱可以买好几斤化肥，多打十几斤粮食。”他找了根铁丝，自己做了一副。甘祖昌有条毛线裤，是抗日战争时一位烈士生前送给他的，当时已经很旧了。甘祖昌穿着这条裤子，在南泥湾开过荒，在晋西北打过蒋匪帮，在新疆办过工厂。回乡以后，这条裤子又伴随他十几年，已烂得无法再用毛线补织，他就用布块缝上去，继续穿。甘祖昌自己这样节俭，可是，对支援发展集体经济，帮助社员解决生活困难，却十分慷慨。邻近的屋场大队兴修一个水库，资金不够，打算要国家贷款。甘祖昌知道后，便对屋场大队干部说：“不要向国家伸手，还是自力更生吧！”他主动拿出600元工资支援他们。屋场大队干部社员深受感动，立即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克服困难，建起了水库。为了帮助集体兴修水利、购买化肥、添置农业机械、解决社员生活困难，十几年来，甘祖昌捐出的钱占了他工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人问甘祖昌：你有官不当，有福不享，有钱不花，到底图个啥？甘祖昌爽朗地回答：“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订立家规：不能有老干部子女的优越感

甘祖昌的大儿子锦荣，子女比较多。他看到有的老人为子女造房子、置家具，很羡慕，便提出要父亲给他盖一栋新房。这件事，引起了甘祖昌的深思：我们老一辈人到底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是留下一个安乐窝要他们去经营，还是留下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晚上，他把几个孩子都找来，同他们一起学习《为人民服务》。他教育孩子们：我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的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他严肃地批评了大儿子，又给每个孩子发了劳动手册和生产工具，并和孩子一起，订了一条“家规”：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人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甘祖昌有3个子女在农村当普通社员。甘祖昌对他们言传身教，教育他们积极参加劳动，把青春献给农村，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甘祖昌严格要求子女，要有老红军后代的革命责任感，不能有老干部子女的优越感。他坚决反对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也决不通过熟人关系“走后门”。1972年甘祖昌的大女儿平荣在吉安卫校学习，听说要征女兵，立刻给父亲写信，求他给征兵部门打个招呼。不料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我知道你右眼有毛病，不符合当兵条件，我们干部子女不准开后门搞特殊化!”而平荣因为在学校品学兼优被单位推荐参了军。甘祖昌得到消息感到会影响部队素质，打算给平荣所在部队写信让她退伍。正在这个时候平荣从部队来信，说她用左眼瞄准，打靶成绩达到优秀，并被选送参加全军射击表演赛，甘祖昌才改变了原来的打算，让她在部队锻炼。

1974年甘祖昌的小女儿公荣初中毕业了。班主任家访，说起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都想让子女上高中。但县里高中名额有限，仅三分之一学生可以升学。甘祖昌听了立刻表态：“既然名额有限，就不要考虑公荣的升学问题了，让她回乡务农吧。”事后他耐心地向女儿解释说：“我8岁就开始劳动，你15岁，不算小了；我和你3个叔叔加起来才读6年书，你一人学了9年，也不算少了。你是干部子女，要吃苦在前，带头把农村建设好。”公荣在父亲的教导下，就留在农村参加劳动。后来由于踏实肯干，成绩突出，被组织推荐到工商银行当了一名储蓄员，并且成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

1976年甘祖昌的爱人龚全珍从教育岗位离休。按照当时规定可由一个子女顶替。四女吉荣打算去学校“顶班”。但甘祖昌坚决反对。他说：“子女长大了应该自谋出路，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吃老本。吉荣没读过师范，文化也不高，她能教书么?”以后，吉荣要去共大学习中医草药，征求甘祖昌的意见。他说：“学技术我同意，就是不能顶班!”吉荣后来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医药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