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冶金报华东站站长、新华街道离休干部  俞家骅

近来，打开电视常能看到全国各地的男女老少，载歌载舞欢唱《我和我的祖国》。我从小爱吹口琴，就在安度晚年的养老院里，吹奏起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来。真的，我的祖国和年已九旬的我，就像大海和浪花一朵一样，一刻也不能分割。

九十年来，我亲历了祖国两个历史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又有改革开放前与后两个阶段。历史演变的现实，让我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我从心底里热爱我的祖国、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我是社会主义大海里的一朵浪花。

我出生与成长都在上海，当时虽尚年少，但耳闻目睹贫穷落后的祖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上海等大部分中国的国土，被强占成为法租界、英租界等，洋人胡作非为，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市民“轧”不到“户口米”，到漕河泾、七宝等郊区“背米”被日寇设置的关卡“卡住”，甚至被残酷地刺杀后，割下头颅悬挂于铁丝网上。我们家的一幢在非租界区域内的二层楼房，在“八一三”会战期间被日机轰炸夷为平地，家人四处逃难，我与胞弟逃到了宁波老家。

我在民不聊生的旧社会，只读过六年半的书，十七岁就到钢厂当学徒。老师和师兄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引领我读夜校，自此我就受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懂得了祖国的贫穷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压迫，懂得了必须推翻这三座大山才能救中国。随后，师兄又引领我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地下工协。

上海解放后，我参加了民改工作等锻炼，入了党成为了厂里的党群干部。我从小喜爱写作，经常向报社投稿。其中，报道了从翻砂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工人厂长杨绍昌。于是我就成为了“劳动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上海人民电台等主流媒体的通讯员。王绮生、张伏年、张熙棠、陈琼英、葛锦帆等新闻界的前辈，都是我的启蒙老师和好友。我很尊敬、怀念他们。

我是从业余通讯员走上新闻岗位，成为专职记者的。1960年元旦后，我转岗成为上海钢铁公司（冶金局前身）办的《上海冶金报》记者、编辑，后又被冶金工业部办的《冶金报》（现为《中国冶金报》）聘任为上海记者站站长、华东记者站站长。于是，我就成为社会主义大海里的一朵工人记者浪花。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能胜任新闻工作吗？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华社、“工人日报”“解放日报”“劳动报”、上海人民电台等，都有记者原来是炼钢工、轧钢工、机修工等。大家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海里，从游泳中学游泳，激起了一朵朵新闻浪花。那时的《冶金报》全国各地有一百多名记者，没有一个大学生，可以说都是工人记者，照样写出了许多好新闻，照样评上了“主任记者”等职称，照样获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年代里，我写过被誉为“草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全国红旗单位上钢六厂等“金凤凰”新闻。我用笔歌唱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大河。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我已是中老年人。其间，在职十二年，采写冶金新闻，离而不休二十二年，采写黄金新闻（被国家新闻总局办的《中国黄金报》聘为特约主任记者），直至2013年不再发挥余热，彻底“告老”。三十四年中，我讴歌祖国改革开放，采写了数以千计篇冶金、黄金经济新闻。

“海是浪的依托，浪是海的赤子”。经济新闻记者就以改革开放的祖国为依托，做传播祖国各个时期经济政策的“赤子”。我连续八年被报社派到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采写了大量实施“三来一补”政策的深圳，崛起了的黄金珠宝首饰新兴产业，体现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对外开放策略是正确可行的。我以“赤子”之心，在深圳白天采访、夜晚写稿，2001年盛夏的38天中，完成了72篇稿件。

计划经济时期，金店银楼绝迹。市场经济后，黄金市场也开放了。于是，我采写了上海城隍庙地区“金店比米店多”，成为上海最大的金市；采写了“上海最大金市的最大买主是农民”，老庙黄金1994年被农民买去的足金首饰超过1吨，体现了改革开放后农民富起来了。这条新闻被列为当年“中国产业十大新闻之一。

赤子“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为祖国“流出一首赞歌”。1992年春，我回故乡探亲，听说依山傍水的宁波经济开发区这里“三资企业”云集，就赶去采访，撰写了《开发区“三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宁波科宁达公司印象记》。

祖国是“永不干凅”的大海，“永远给我碧浪清波”。现在我虽然年纪大了，住在养老院里，但时刻关注着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还关注着每年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关注出台了哪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新的经济政策……

我热爱我的祖国，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海，就不可能有我这朵工人记者的浪花。我和我的祖国，真真切切的是“一刻也不能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