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老干部局退休干部  刘恩

那是30年前的往事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清晰如昨。

我于1987年进入市委老干部局，长期从事宣传调研工作，曾采访报道了许多离退休老同志。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我有幸采访了五星红旗的设计者、离休干部曾联松。

那天，我如约来到虹口区山阴路曾老的家中。那是典型的石库门房子，曾老住在二楼的亭子间。轻轻敲门后，开门的正是曾老本人。年逾古稀的曾老，一脸慈祥，微笑着招呼我在小桌边坐下。老爱人项佩瑜泡来了一杯清茶。

曾老1917年出生在浙江瑞安，1936年考入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经济系，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联合会，投身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时，他正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领导人是许涤新。

曾老呷了一口茶，向我缓缓道出了40年前的往事——

“1949年7月14日那天，我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全国新政协筹备会的一则启事，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曾老边说边打开橱门，从里面取出厚厚一本硬面精装的纪念册，翻到其中一页，指着标题对我说：“这就是那则启事。”

我仔细一看，那是一张剪贴得非常平整的剪报，纸色已经泛黄，但铅字仍十分清楚。《启事》对国旗图案的设计提出四项要求：一、中国特征（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二、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为3与2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四、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手捧《启事》反复阅读，曾老备受鼓舞，接连几天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他说，我年轻时曾学过绘画，有一定的图案设计基础。新中国即将成立，我应该献上自己的一份心愿。于是决定参与国旗图案的设计应征，为新中国诞生做点微薄的贡献。

我问曾老，怎么会想到用五星红旗作为国旗的设计图案？

曾老微笑着说：“是啊，简直可用绞尽脑汁来形容。对照《启事》要求，如何做到既能表达多种特征，又能体现庄严简洁，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困难重重。十多天里，我时而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时而精心构思、伏案绘稿，画了又改、改了又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堆。”

“我首先着眼于政权特征，要把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广大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众志成城，迈步前进等众多意思在国旗图案中表达出来。为此，我以红色为国旗的底色，象征着革命和红色政权；以一颗内含镰刀锤子的大星象征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又象征解放军是人民政权的柱石；以四颗小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即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每颗小星均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大星引导在前，小星环拱于后，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

“以五星结构象征政权特征的考虑决定后，我又考虑如何表达中国特征。”曾老说：“我曾学过美术构图，懂得庄严简洁对国旗的重要。因此，我决定不再另加图案，力求将其它要求蕴含于五星之中。于是，我将五星结体排成椭圆形，形似海棠之叶，寓表疆土版图；四颗小星兼指4000年历史和文化；星呈黄色则象征黄色人种。构思到这一步，我有点得意起来。”曾老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他捧起茶，甜滋滋地喝了一口。

曾老将纪念册翻到第一页，一幅五星红旗的彩图呈现在我的眼前。他指着彩图向我介绍说：“为了确定五星在旗面上的位置，我着实动了一番脑筋。记得当时我剪好大小五颗星，在旗面上安排各种布局，注意疏密相间、大小呼应。开始把五星放在正中，感觉图案显得呆板。经过不断移动，当把五星安置在左上方时，我顿时感觉全局豁然开朗，只觉得眼前星辰金碧辉煌，神州河山壮阔。凝视着这个图案，我感觉是既庄严又华丽，简洁而具气势，不觉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高兴的事还在后头。”曾老接着说：“图稿设计完毕，我小心翼翼地将它装进厚信封里，用挂号信寄给了新政协筹备会。”

“新中国成立后，五星红旗首先在天安门，尔后在上海、在全国各地升起。我又激动又惊诧，激动的是眼前的国旗图案与我设计的几乎一致，惊诧的是大星中的镰刀锤子简化掉了。这个国旗图案到底算不算是我设计的，我一时也无法判断。”

曾老边翻纪念册边往下说：“1950年9月，我因公赴京开会。会议期间，全国政协派人来找我，详细询问了国旗设计的具体情况。我如实介绍了当时的构思和投稿日期。隔天，我收到了一份信函，里面竟是一份国庆一周年的观礼请柬！诺，这份就是。”

请柬夹在纪念册中，朴实无华，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曾老向我讲述了激动人心的天安门观礼情景。他说：“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段经历，至今回忆起来，一切还历历在目。”

接着，曾老又将纪念册翻到另一页，一份印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字样的公函呈现在我的面前，仔细一看，还是一份编号为“1139”的正式文件，上面写着：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伍佰万元（注：此为旧币，相当于现500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以深切的敬意。”

曾老告诉我，公函收到日期是1950年11月1日，同时收到的还有政协编印的纪念刊——《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在这份《资料》中，五星红旗设计稿被列为备选图案的第32号。据曾老介绍，当时全国各地的投稿有3000多份，许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等也都有设计稿。

曾老说，国旗正式使用后，中央收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的大量来信，大家都想进一步了解五星红旗的意义。于是，新华社于1949年11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答读者问》。曾老将这则剪报翻给我看，上面这样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正对大星的中心，这是表示围绕一个中心的团结。”这段文字是对国旗图案的正式、统一、权威的说明。

我曾和曾老相约，国庆50周年时再相会。但遗憾的是，曾老于1999年逝世，我们的十年相约最终未能实现。但曾老的音容笑貌早已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始终清晰、始终鲜明。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重新整理当年的采访资料，写成这篇稿件，藉以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