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统战部离休干部  吴月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海解放70周年，也正好是我入党70周年。我已是87岁的老人，回顾自己一路走来，是理想和信念的力量支撑了我一生。

我1933年出生，12岁在上海新本女中读初中时，就开始接受上海地下党的启蒙教育。诸詠芬、伍佩秋在新本女中的出现，就在我的心灵上撒下了进步的种子。她们通过校外活动，寓教于乐，组织我们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轰轰烈烈的各项学生运动。1946年9月，我转学进入南模中学，学校后门与交大相近。当时正遇到学校抗议美军在北京强暴女大学生沈崇的事件，罢课两天。我也参加了，和南模同学们一样，气愤难忍。后来看到交大同学，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刚出校门不久，即遭到国民党暴徒棒打手无寸铁的交大学生的暴行，激起了朴素的正义感，更使我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加深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认识。

1948年进入高一后，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张晔，她经常同我们联系，悄悄组织阅读革命进步书刊和有关解放区的报道，给我们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白毛女》等进步书籍，启发我们的政治觉悟。她还经常组织我们去交大参加活动，通过唱进步歌曲《你是灯塔》《山那边呀好地方》《垦春泥》等启发我们，在思想上撒下了要革命的种子，积极投入护校、护产、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常教育我们要爱国爱党，为建立新中国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学生运动的磨练，使我们政治上受到深刻教育，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还有南模老师师德好，他们为人师表，以高尚的情操影响学生。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们是如何以“勤俭诚信、勤奋敬业、简朴生活、实事务实、艰苦奋斗”来要求我们的。

我与南模同学顾慰文等，在地下党同志和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育培养下，于1949年3月在南模参加了地下党，入党宣誓是在我家的小木屋进行的，那间小木屋位于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626号。它是用木料和铁皮搭成的，很简陋，很不起眼，但对革命作出的贡献是让人难忘的。那时小木屋内有个阁楼，面对马路，在窗口放一盆花，大家明白，“花在人在，花不在避开”。我们在那里举行入党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在地下党的教育下，我们这些学生地下党员，首先以实际行动迎接上海解放。记得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对上海的统治更严，不时传来进步人士被捕的消息。1949年4月26日深夜，国民党军警冲入具有“民主堡垒”之称的上海交大，逮捕了正在睡梦之中的五十余名进步学生和教师。当夜全市被捕的有好几百人，被关在达人中学。后经斗争，虽释放了大部分学生，但被捕的交大地下党员穆汉祥、新青联史霄雯两名同志却被国民党杀害。敌人的残暴并未使我们产生恐惧，更激起我们的痛恨与斗志。在上海解放前夕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按组织的布置，冲破家庭阻挠，积极开展迎接上海解放的活动。组织同学参加人民保安队，保护工厂和学校，防止敌人破坏。参与对官僚买办住宅的调查，不动声色地画地形，以备给解放军引路，每天都顾不上回家吃饭。

这时，发生了一件让人难忘的事情，地下党员顾慰文同志的父亲顾毓琇是当时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长，看到顾慰文整天在外面“疯”，就把她关在家中不准出门。顾慰文心中想着党组织交待的任务，心急火燎，她便偷偷从阳台沿着水管逃出来，可是中途被弟弟发现又被追回去。在其父母离开上海去台湾的头一天下午，慰文同志决心不随父母赴台，终于偷偷地跑出来找到党组织，当晚将其安排在我家的小木屋中躲避起来，第二天照常上课，放学回到家中，已是人去楼空。顾慰文所经受的感情上的考验是可想而知的，那时她才15岁。她父母走后留下的空房成了我们地下党活动的地点，她与两个哥哥均是南模地下党员，他们三位均冲破重重阻力留在大陆。他们与其父母分别长达24年之久，直到1973年，其父母应周恩来总理邀请，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周总理对其父母说，“感谢你们为我们生下了三位地下党员！”此时，她父母才知道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参加了共产党。

我感到自己一生虽无轰轰烈烈的成就，但也没有虚度时光。学生时代南模母校的生活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母校地下党的阳光和学生运动的磨练让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明确了人生前进的方向。解放后从事档案工作的历练，让我沉淀下来，为新中国的发展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几十年来以“春蚕吐丝”的精神为革命甘当绿叶。我深深体会到，信仰和信念是立足之本，作为共产党人，应有远大理想，认准目标，努力奋斗，坚定信仰，生活才有意义。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强盛！祝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