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上海公司退休干部  金大明

1949年9月，我出生于上海，呱呱坠地时，上海已经解放，父母为我取名“大明”，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随着新中国的成长，我也慢慢长大，戴上了红领巾。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当时我们对红领巾非常珍惜，带着红领巾在少年先锋队队旗前唱着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争当先锋之情油然而生。（当时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是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1978年后，团中央将故事影片《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当时的小学生活，往往是放学后，三五个同学到某一同学家，一起做功课，做完功课后一起玩耍。有一首《金色的童年》的儿歌，其中有几句印象特别深：“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抚育我们成长，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回想童年时代，确实是金色的。

读中学时，正是全国学雷锋的年代。那时候我们经常到工厂、菜场等社会场所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学校每年也会组织我们赴农村参加“三夏”或“三秋”劳动。在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使我逐步了解了工人、农民的思想情感，学到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社会生活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活动中，自己的心与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粘贴的更紧了。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时的我，由一名与泥土打交道的农场人，转变为一名与通信设备打交道的电信人。

当时的国家百废待兴，通信事业非常落后。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要求，我如饥如渴地向老一辈工程技术人员学习通信技术。后来，我又进入当时的职工大学进行了较系统的基础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毕业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通信设备的研发工作中去，与同行的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研发了多款较为先进的通信设备。如，可应用于街道里弄的传呼电话亭、长途电话营业厅等场所的国际、国内长途直拨设备，在当时彻底改变了上海市民打国际、国内长途电话难的局面……几年的工作中，我多次获得上海市和当时邮电管理局的科技进步奖，为通信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我的一点微薄之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移动电话的兴起，上海希望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加快上海移动通信的发展。为此，当时的上海邮电管理局与日本的一家电信企业联合成立了合资公司，我担任合资企业的中方代表，参与了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间，双方组织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技术咨询和交流。如，当年购买手机只能去邮电营业窗口，到后来在商店就可购买手机，带来了移动电话的高速发展。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也步入了古稀之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璀璨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前赴后继。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我也由衷地祝福我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