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区吴淞街道离休干部  邹慧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参加革命70周年。按照宝山区委老干部局和吴淞街道党工委要求，我们离休干部积极参加“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我感到自己一辈子虽无轰轰烈烈的事可写，但我一生追求理想、坚守信仰，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给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有些苦难是财富，我的一生与苦难结下不解之缘。由于家庭贫困，我从5岁开始就学习家务劳动和简单的劳作（如订书、缝袜子头、糊火柴盒等）贴补家用。上学后，拼命争取前3名，以免除学费。6到11岁，我几乎每晚跟着在工厂当童工的姐姐一起去工人夜校听课。抗战初期，地下党在租界可以半公开宣传革命道理，以学新文字作掩护，建了许多工人夜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我是夜校中唯一的孩子，吸收知识比大人快，经常倒过来帮助姐姐演话剧、记台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法美等殖民者撤出上海租界，日寇占领全上海后，疯狂掠夺民众基本生活资料，白米、棉布都被掠走，停止学英语改学日语，把侵略说成帮助中国繁荣。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腐败，撕毁停战协议进攻解放区，一些百姓认为解放军会败，但我就是不相信。1948年，我通过地下党在苏州参加了3野10兵团青年干训大队（华东军大前身）。后来，由于上海战役我军伤病员很多，就把我们几个学医的学员提前抽到兵团卫生部野战医院医治伤员。

二

尽管我是穷人家孩子，小时候在家上学、出门都是走路，从不乘车，但是从一名学生到参加革命，我还是经历了各种磨炼考验。1949年7月，我们青干大队从苏州步行出发，冒酷暑进军福建。当时正值三伏天，气温高达摄氏38、39度，期间要翻越几座大山。盛夏的福建蚊虫、蛇都很多，山区还有鼠疫、恶性疟疾等疾病。当时基本没有西药，治疗痢疾用大蒜，治疗疟疾用自血疗法（抽病人静脉血10毫升打在肌肉以抗体治疗），但作用都不大，有些伤病员不是因战伤而是因患疟疾病逝。

南下途中，所有官兵身上都有虱子。虱子吸人血，还传染病，我们害怕也很难避免。我们野战医院的伤病员分散住在当地农民的房子里，地上铺了稻草。虽说是夏天，但晚上只盖一条床单还是很冷的，和衣睡也会被冻醒，有些女同志经常哭鼻子。两年后，医院才搬进福州西禅寺，国民党飞机在福州上空天天盘旋骚扰，我们也不知道怕，戴上树枝编的帽子作掩护，从不进防空洞。

三

我和我的爱人于1954年在部队结婚。当时，部队的婚姻是建立在纯洁革命爱情和坚定的共同信仰上的，很少考虑物质因素。一般来说，部队帮助换个双人床，准备一条床单或席子就算结婚了。1955年，部队实行薪金制，我们两人可拿到200多元，生活应该宽松，但由于夫家农村实行高级社，他父母无劳力无收入，弟妹还在上学，学费生活费全部由我们负担，兄姐的孩子学费也要帮助一些。因此，直到改革开放，我们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在兰州生活20多年只去过一次餐馆。

四

1990年，我离休后易地安置回到故乡上海，我们全家也先后团聚，孩子们在上海军地机关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我积极参加市、区老干部局组织的各项活动，担任了市老干部影评协会编辑及《枫林》诗社的组长、理事等，为老干部工作做了一点微小贡献。1999年5月，在庆祝上海解放50周年期间，和我丈夫一起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许多老战友，如在月浦浴血奋战的“淞沪战役一等功臣连”连长、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卢福祥同志都来到宝山，与上海警备区原海防二旅“叶挺团”官兵一起，凭吊牺牲英烈。我有幸作为攻打月浦战役的部队亲属参加了活动，受到了深刻教育。我还把家中保存的“叶挺团”政治处全体同志的旧照赠送给上海警备区“叶挺部队”荣誉馆作为展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回望历史，血与火镌刻的印记，历久弥新。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革命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崇高的理想信念，在经历了历史的磨砺后愈发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耸立起一座座永不磨灭的历史丰碑。

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要向宝山区委老干部局、吴淞街道及各级领导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你们对我这个易地安置离休老战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将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积极宣传宝山的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传承光荣革命传统，为宝山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新飞跃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