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老干部局离休干部  程皓明

按照约定，我们在上海华东医院病房里见到了程皓明老人。程老个子矮矮的，瘦瘦的，很和蔼，很普通的一位老人。如果不是事先有所了解，还真想不到她是一位14岁就入党、拥有74年党龄的老党员，是一位曾上过国民党“黑名单”、历经上海“四二六”大逮捕的幸存者，是一位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亲历者。

听着程老平静的讲述，70年前那场腥风血雨的大逮捕逐渐浮现在了我们眼前，众多热血青年前赴后继的情景依然清晰可见。

学校里的地下党

程老原本姓章，安徽绩溪人，出生于 1931年1月，1935年被上海一位程姓商人收养而改姓程。因程老的养祖母是一位新思想的拥护者，自己又深受养祖母疼爱，程老到上海的第二年就被送入了“中国小学”读书，1942年升入“新本女中”（永嘉路陕西南路附近）念初中，开始与学校里的地下党有了接触，并逐步接受了党的进步思想，于1945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学生运动。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上海的学生运动也愈加激烈，在社会上形成了较大影响。1947年，程老所在的“新本女中”遭到了国民党的打压，学校被迫撤销，学生被遣散到不同学校，程老等地下党员也随即转入其他学校继续开展学生运动。程老回忆说：“我被转到了‘晓光中学’（淮海中路附近），当时校长是国民党政府上海教育局局长的秘书，学校是1946年从重庆迁到上海来的，是一所很反动的学校。虽然在那里开展学生运动变得异常艰难，但仍有进步学生坚持秘密宣传我们党的进步思想，坚持团结带领同学参加反国民党的斗争运动。”1948年，高中毕业时，程老因为是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被国民党特务列入了“黑名单”，考大学时受到了限制，最后只能进入黄炎培等一批进步人士举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念书。程老说：“这个学校只要你考上，他就接收。当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特派了一批特务进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其中有一个来自复旦大学的特务头子是教导处主任，还有一批‘三青团员’（中国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程老他们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重新建立了曾被取消的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有七名成员，其中五人是地下党员。程老回忆说：“我们当时与反动分子的较量是面对面的，斗争非常尖锐复杂，也极易暴露”。

黎明前的大逮捕

1949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有一个陌生人敲响了程老家门，给程老送来了一桶洗澡水（当时上海居民洗澡都是靠外面送水）。程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通知，是在通知她离开家躲一躲，因为这桶水并不是她要的。程老说：“我们当时已知晓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因为我们的部队已经从龙华和宝山两边围过来了。为防备国民党最后的疯狂，党组织已安排各校同志进行应变和迎接解放等各项活动，必要时会通知我们离家坚持斗争”。4月22日深夜，程老离开了家。程老回忆说：“那段时间，白天到学校里坚持斗争活动，秘密联络各个学校，组建救护队、纠察队等应变组织，为迎接解放上海做准备；晚上则到同学家换着住，今天睡在你家里，明天睡在他家，全靠同学给我钱，给我饭”。4月26日凌晨，上海军警特务横行，“飞行堡垒”呼啸而过，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程老回忆说：“全市一百多辆车子，大小特务跟军警人物，到上海21个大专院校和学生家里抓人了”。那天晚上，程老实在没有地方住了，她就住在了同班级的一个党员同学家里，结果她俩就一起被逮捕了。到警察局后，程老得知学校里的特务之前已到她家里去搜捕过她了。当天，程老所在的学校有六名同学在家被抓，在警察总局（福州中路附近）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转押到了“达人中学”关押（高安路建国西路附近）。程老回忆说：“当时抓了21个大专院校356人，次日上海各大报纸公布了校名、教员、学生名单。在关押期间，有专人来提审各校被捕人员。……半夜突击被喊起来点名，不知道他们要出什么鬼点子。……刚开始看守我们的是部队，后来部队一批批调出去打仗，最后看守我们的是‘飞行堡垒’，那是一支最反动的特务组织”。“四二六”大逮捕在上海引起了震动，社会各界反映很大，纷纷提抗议，组织拯救被捕教师、学生等人。

计划中的大活埋

程老回忆说：“迫于社会各方压力，后来放掉了一批人。随着局势越发紧张，其他监狱里的‘政治犯’也被转到了我们这里，总人数还有220多人，这里就成了一个特殊的‘看守所’”。这期间，程老与其他被捕者一样，也被提审过，也挨过打。5月23日晚上，突然有人将程老等人全部押上车，又转移到了虹口区一个商学院图书馆里进行集中关押。程老回忆说：“在那里男的关一个楼层，女的关一个楼层，负责看守的是‘飞行堡垒’，大小便都要报告，有人带着出去，然后再给押回来。……在那里吃的是一种没有剥壳的杂粮，一天只给吃两顿，也没有菜，只有一丁点儿盐。”这段时间，全市被捕人员有的被枪毙了，有的被拉到外面活埋了。程老回忆说：“对于我们这一批，他们原计划也是要活埋的，但是一下子220多人，活埋场地要相当大，那时形势又那么紧张，解放军已经从龙华进入上海了，留着看守我们的人，他们赶快换上被关人员的便装，偷偷溜了。……看见商学院留守的学生向我们招手，说‘你们快出来’。……各校被关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看清现场情况后，纷纷联系各校人员，各自离开关押所分散躲避，有亲的投亲，有眷的投眷，等解放了再回学校。”大家劫后余生，躲过了被活埋的厄运。

迎接新中国

程老在虹口区又待了两天后，迎来了5月27日上海全城解放，她又回到学校参加了迎接解放等一系列活动，后续也参与了“银元斗争”等运动。直到7月20日，程老被组织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工作，成为了上海市第一批档案工作者。后来，程老又先后到上海档案局工作过，到上海电器厂劳动过。1982年，上海成立市委老干部局，程老又成为了上海市第一批老干部工作者，为上海老干部工作发展做出了贡献。程老说：“我们很多老干部政策，都是在中央总政策指导下，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在边实践边探索中具体细化出来的，工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新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1985年，程老从市委老干部局福利处副处长岗位离休。

采访快结束时，程老说：“我与很多勤恳为公的同志一起工作过，他们的模范行为深深影响了我；我整理过很多地下党员的资料，他们的英勇事迹深深教育了我；我为很多重病缠身的老同志服务过，他们的人生经历深深感动了我。与他们相比，我现在过的简直就是‘天堂’一般的生活”。

采访中，程老反复强调：“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过去是，现在也是。”

（市委老干部局离休干部程皓明口述，市委老干部局青年干部杨章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