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士才，1928年12月出生，浙江绍兴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后任该校附属长征医院外科主治军医，在医务工作和医学研究中，一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79年10月30日，吕士才因癌症医治无效，不幸逝世。1980年2月，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军医”称号，总后勤部党委、国务院卫生部、上海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团市委都分别作出了向吕士才同志学习的决定。

吕士才

带病出征，冒死救伤员

1979年1月，长征医院决定派吕士才带领手术队，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前线，执行战地救治任务。接到命令后，吕士才当即表示：“决不辜负组织期望，保证完成任务。”当他的爱人、同院妇产科主治医生潘荣文听说丈夫要出征，既感到光荣，又为丈夫的健康状况担忧。前不久，她因作染色体遗传和病理变化研究的需要，抽取了丈夫的血，用于做与患者的血的对比试验。没想到，当她把丈夫的血样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后，发现很多染色体竟是畸形和残缺不全的，这是一种极可怕的现象。此时，连想到吕士才近来经常出现腹痛、便血等情况，有时一天大便七八次，肛周脓肿，如此状况，都是癌变的征兆。为此，潘荣文耽心不已。吕士才却安慰起妻子，他很动感情地说：“我当兵快30年了，还没有真正上过战场。党一手把我培养起来，大敌当前，应当挺身而出，这点病有啥了不起!”

2月17日凌晨，对越还击作战打响了。这一天，吕士才从上午8点开始就站在手术台旁，不停地给伤员清创、止血、缝合、固定、包扎，顾不上休息和吃饭。送来的稀饭牛奶，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都顾不上喝一口。芭蕉、青竹簇拥着的手术帐篷里，临时用学校课桌拼成的手术台是那么的低矮。身高1.80米、眼睛深度近视的吕士才，只得低低地弯着腰工作，时间一长，腰便痛得像断裂似的。他请别人给他束上金属支架腰围，一分钟也不停止手中的工作。孰料，腰痛未消，剧烈的腹痛又一阵一阵地向他袭来。汗珠不断从吕士才的额上沁出，他是多么需要休息一会儿啊！可是，时间就是伤员的生命。他全神贯注地做着手术，直到实在坚持不住了，才举起戴着橡皮手套的双手，用双肘顶住腹部，在手术台前稍稍蹲上一两分钟。同志们劝他歇一会，他说：“战士在流血，我不能离开。”护士设法找来了一张凳子，吕士才一只脚踏在凳子上，用来缓解腹部的剧痛，一面仍顽强地坚持进行手术。就这样，他在手术台上一连干了17个小时，直到再没有伤员抬进手术室为止。可是，当他走出手术帐篷时，发现还有一批伤员在等待手术。吕士才忘了自己的饥饿和疲劳，急切地将伤员一一扶进帐篷。当他将最后一个伤员创口处理完毕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4点多了。这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20个小时，做了90多例战地手术。

2月24日，手术队正在紧张地工作，突然接到紧急敌情通报：一股被打散的越军计百余人，正朝医院方向逃窜，医院必须迅速做好战斗和转移的准备。当时，大部队正迅速向前推进，医院没有警卫部队，只有机关和炊事人员的6支冲锋枪和民兵的6支步枪，医护人员还要掩护伤员隐蔽。另外，还有3位骨科伤员急需手术处理。2号手术帐蓬里，一双双期待而焦急的眼睛紧盯着吕士才。医院领导劝他先隐蔽，等敌情解除后再做手术。吕士才却说：“你们赶快组织伤员隐蔽，刚运来的3位伤员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耽误了时间，就会造成他们终身的痛苦，我必须抓紧给他们做手术。我们即使牺牲了，也决不能离开伤员!有我们在，就有伤员在!”在吕士才的一再坚持下，医院领导决定留下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协助吕士才就地为3位伤员动手术。等到做完最后一例手术走出帐篷时，兄弟部队及时赶到了。这一幕，多么像当年的白求恩大夫在抗战前线冒死救伤员的行为啊!

只要党需要，我绝不吝啬自己的生命!

2月29日，吕士才带领医疗队全体队员，来到四面环山、地方狭小的越南东溪镇。正遇连绵阴雨，道路泥泞，给养一时供应不上，附近山头还有残留越兵不断打冷枪、放冷炮。吕士才带领大家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开展工作。没有电，就用蜡烛和手电筒照明；没有水，就组织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到山沟里去挑。吕士才眼睛不好，在漆黑的风雨之夜，让其他同志搀着，摸着走上公路，在医疗队的汽车上为伤病员处理伤口。在东溪镇的7天7夜中，吕士才和手术队的同志们，成功地进行了开颅血肿清除、气胸封闭、剖腹探查、半结肠切除、小肠切除吻合、肝修补、四肢大血管探查修补等手术，使82%的伤员及时得到救治，手术率比上级规定的标准高出一倍以上。吕士才说：“我始终只有一个信念，只要党需要，我可以不顾一切，我绝不吝啬自己的生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3月3日，手术队后撤回国境线内。由于过度劳累，饮食不济，加上环境艰苦，吕士才的病情加重了：腹痛一阵紧似一阵，便血的次数增加到每天八九次。但他靠着大量服用黄连素、癫茄片等药物，以顽强毅力克服病痛，坚持工作。一天，前方送来一位因肩部中弹，肱骨粉碎性骨折而造成动脉和神经严重损伤的伤员。按常规，为了保住伤员的生命，必须马上进行高位截肢手术。出于高度的责任心，吕士才想到的是不仅要保住伤员的生命，而且要保住伤员的肢体。他坚持要给伤员做血管缝补手术，在手电筒照明下，吕士才聚精会神地用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缝线，一针又一针地修补着血管。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他侧转着身体，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在手术中，他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位置，以使伤员免于移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伤员腋动脉上的3个洞都修补好了，血液又开始在伤肢里流动。手术成功了，伤员的生命得救了，肢体也保住了。可是，吕士才坐过的凳子上却留下一大滩因肛周脓包破裂而淌出的血水。

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吕士才用自己的手术刀，使数以百计的伤员转危为安。可是这些得到及时救治的伤员怎能想到，给他们做手术的吕医生，却延误了自己的病情。一天，吕士才在洗澡时，偶然摸到自己的腹部有一个明显的包块。当了20多年医生，并且致力于肿瘤研究的吕士才知道，这是恶性肿瘤，但他依然神情自若，毫不惊慌。在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吕士才作了一次检查：血色素只有7克，结肠部有明显的包块，便血已经增加到每天9—11次。吕士才被迫住院了。医院决定给他输血，但他怎么也不肯接受，他说：“伤员需要大量的血呀!我吃点药就行了。”在病房里，他只是当了个挂名的病员。除了一天三餐饭在病房吃，晚上去病房睡觉，平时很难在病房里见到他的身影。当他看到二外科还没有显微外科时，就建议立即开展起来，并亲自写信到上海，帮助解决了一套显微外科器材。他带着在前沿阵地记录的数百个病例的笔记本，从一个病房查到另一个病房，询问在前方经手术处理过的伤员治疗后送效果如何，有没有并发症，还需要作哪些改进。吕士才住院前管理的病区有个患骨瘤的病员需立即做截肢手术，否则癌细胞扩散，会危及生命。吕士才老惦记着这件事，住院第3天，他竟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坚持给这个病人做了手术。手术结束后，他累得再也站不住了，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回到病房，倒在床上。谁能料到，这竟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例手术。

抓紧时间为党工作，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

5月13日，手术队胜利返回上海。5月16日，吕士才住进了医院，经过全面检查，确诊是结肠腺癌。5月26日，由肝外科专家吴孟超教授给他做手术。当吴教授打开腹腔时，聚集在手术室的领导、医生和护士都呆住了：左右两肝叶满布灰白色隆起，结肠腺癌已转移到两肝叶。大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吕士才却依然十分乐观和刚强。他对许多前去看望的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员活着就要为党工作。得了癌症，更要抓紧时间为党的事业奋斗，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手术后，吕士才的身体十分虚弱，医生劝他一定要好好休息。但他哪里躺得住啊!在这些日子里，他坚持测绘了战时微型手术器械图纸，带给上海手术器械总厂研制；他还审阅、修改了《手术队在一线医院工作几点体会》《一线野战医院救治四肢火器性骨折的体会》等8份经验总结材料。一只手在输液，他就用另一只手拿书，一页一页地翻阅、研究各种医学杂志和资料，继续撰写《骨肿瘤》一书……

10月下旬，死神像恶魔一样折磨着吕士才。他的肝脏，在超声波图象显示中已开始液化，肿瘤开始糜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断断续续地对亲属和医护人员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几句话：“我死后，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骨灰含有大量的有机磷，是很好的肥料，把它撒在农田，作为我对四化建设的最后一点贡献。”

1979年10月30日，吕士才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开，同志们无不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吕士才逝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翻拍放大的骨瘤资料照片就有628张；肿瘤、全身性疾患、骨肿瘤照片底片，分门别类夹在本子里，叠起来竟有一尺多高；还有他收集的大量资料汇编以及译稿《创伤组织修补》《骨膜与滑液》等。他潜心撰写的包括有骨瘤、骨样骨瘤、骨母细胞瘤等72个章节的《骨肿瘤》一书，已完成初稿，有的章节写了三四稿。

为了表彰吕士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和模范事迹，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1980年2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吕士才“模范军医”荣誉称号，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总后勤部召开的命名大会上，称赞吕士才是“雷锋式的战士”“焦裕禄式的干部”“白求恩式的大夫”“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榜样”。

由吕士才（右一）带领的第二军医大学医疗队奋斗在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