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中旬，在陈独秀、李汉俊的策划下，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会议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

1920年11月，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至广州任革命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大学预科校长，陈独秀将党的书记一职交由李汉俊代理。次年3月，陈、李二人产生矛盾，李汉俊将党的名册、文件交李达，由李达代理书记。

李达代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书记后，与李汉俊共同承担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的任务。具体会务工作由李达和他的爱人王会悟负责。各地共产主义组织推荐的代表陆陆续续到达上海，打的旗号是“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李达原计划在旅馆召开会议，王会悟心细，提出异议，认为既是“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白天在旅馆里开会很容易引起怀疑，李达觉得有道理。那么，会议到哪里召开呢？

李汉俊得知情况后，提议将会议放在他家里召开。李汉俊是国民党元老李书城的胞弟。李汉俊1904年到日本，从中学读到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回国后，住在胞兄李书城家里，他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而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李汉俊回到上海后，继续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李汉俊每月活动经费需要200块大洋，李汉俊将自己的收入全部拿出来作为活动经费，他的生活费及子女抚养费等由李书城供给。

李汉俊向李达介绍说，他胞兄李书城此时带着警卫去湖南并由湖南转道湖北出任湖北自治军司令。公馆此时只有李书城的妻子薛文淑、李汉俊3岁的女儿李声韵，还有一位女佣和一位厨师，共5个人。李达考虑，李公馆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加上李家此时没有什么闲杂人员，是一个适合开会的地方。 

由此可知，李公馆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因为李书城的胞弟李汉俊借住在李公馆，一大召开的会址就这样决定了。13位代表住在哪里呢？王会悟想到距李公馆仅5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一所女子学校，叫博文女校，校长与她是朋友。王会悟很快落实了外地代表的住宿。各地代表陆续到沪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李公馆召开。

100年前，中共一大在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会址是一座上海典型的两层楼石库门房子。这座房子当时称为李公馆，是国民党元老李书城的公馆。

李书城的父亲是湖北潜江的一个教书先生，他先后将儿子李书城和李汉俊送到日本留学。1902年5月，李书城到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学习，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11年11月2日，李书城参加武昌起义，黄兴提议他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1912年1月，李书城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军事组组长兼陆军部顾问。南北议和时期，李书城任南京留守处总参谋长，授陆军中将衔。1916年，李书城出任大总统黎元洪顾问。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李书城任护国军总司令兼湘西防务督办。

李书城到上海后，最初住在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后往三益路。李书城觉得渔阳里和三益路地处闹市，十分嘈杂，开始寻觅新的住处。

1920年，当时属于上海城郊结合部的贝勒路上兴建了一排石库门房子。所谓石库门房子，是中西混合结构的新型建筑，特点是大门的门框系用石头建造，饰以雕刻。进门是一个天井，天井后面是起居室兼餐厅，楼上为卧室，面积与底层一样。起居室后面是厨房，上海称灶批间，灶批间楼上称亭子间。石库门房子共5幢，主人是一个姓陈的老太太。陈老太太投资建房是用于出租，这是那个年代非常盛行的一种投资方式。

李书城到贝勒路一看，就相中了这所新建的石库门房子。这里环境幽静，房子对面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菜地上有一间手工作坊。李书城于是向房主租借了其中2幢16号和18号并将它们打通，全家就搬过来了。李公馆所在地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改称望志路106号，现改为兴业路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