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余光茂很少向我们谈及他自己的过去，真正了解他长征中的经历，是在1976年我任野战坦克部队连队政治指导员的时候。当时为了开展长征40周年纪念活动，收集教育素材，我利用探家机会向他询问，他才详细地告诉了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从赣闽中央根据地出发。当时红军基层指挥员因残酷的战争不断伤亡，各军团都成立了储备连排干部的教导营，父亲被安排在红三军团教导营任排长。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后，他被调回到红三军团五师，先任十五团步兵连政治指导员，过金沙江前又调任十三团二营机枪连指导员，这时他才18岁。

为迅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在湘江战役时就将所有重火炮丢弃，轻重机枪便成为压制敌人的重要火力。父亲所在的营属机枪连共80人，配备2挺马克沁重机枪，4挺捷克式轻机枪，子弹每挺约400至500发，每挺重机枪配备2至4个弹箱，1个水箱，全套装备重逾百公斤。一个班9名战士，除分工负责肩扛身背枪筒（管）、支架、弹箱、水箱、轻便武器等装备外，每个战士还有10斤干粮、饮水壶、防寒被衣，可见其负重超过一般的步兵连。面对如此负重，如何强行军、爬雪山、过草地？父亲作为机枪连指导员，事事带头、关心战友，和全连同志互相扶持，走完了长征。

四渡赤水及后续行军历时4个多月，红军主力辗转穿梭于赤水河两岸的崇山峻岭之间，为迷惑、牵制敌军，几乎日日急行军，全程高强度奔袭、高负荷作战。在无数段艰苦征程中，翻越第三座雪山的经历，是父亲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

连日翻山越岭早已耗尽战士们的体力，加之雪山风雪肆虐、天寒地冻、空气稀薄，恶劣的环境让不少战友永远留在了雪山之巅。行军首日，部队行至氧气稀薄区域便就地休整，彼时的环境，根本无法一日翻越整座雪山。次日清晨，部队再度启程向上攀登，一路跋涉至当晚，才抵达雪山另一侧的低压缺氧地带。沿途随处可见牺牲战友的遗体，有的战士甚至坐着休憩时，便永远定格在了长征路上。

抵达安全区域时夜色已深，部队在山林中就地露营。山间古松林立，厚厚的落叶铺满地面，战士们拨开表层潮湿的落叶，挤在树下相拥而眠。连日奔袭翻越让所有人精疲力竭，躺下片刻便沉沉睡去。父亲带领卫生员和一个班的战士栖息在一棵古松下，刚躺下，便闻到一阵浓烈的腐朽气息。次日清晨，众人拨开落叶才发现，下方掩埋着一名兄弟部队牺牲的战友。随后，父亲带领支部委员、班长与战士，郑重妥善地安葬了烈士遗体，让无名英烈得以安息。

翻越皑皑雪山，部队继续北上，很快便踏入茫茫无垠的川西草地。草地行军最严峻的考验便是缺粮断炊。为渡过难关，父亲倡导全员节约粮食，带头缩减口粮，同时号召战友们互帮互助、分粮同食，绝不丢下任何一名战友。即便如此，行军数日之后，连队存粮依旧濒临耗尽。绝境之中，父亲想起年少时跟随祖母进山挖野菜的经验，主动带领战士们深入草地搜寻可食用食材，辨识出野蒜、野韭菜、野杜鹃花等可食植物，组织大家采集烹煮，以此充饥续命。

整整十天，全连官兵凭着顽强的意志，在荒芜草地中艰难跋涉、苦苦支撑。直至走到草地边缘，先头部队设立的藏民区兵站，为大家分发了救命的军粮。父亲带领的机枪连，终于顺利走出茫茫草地。

父亲在平静的思绪中追忆着，他的谈吐并无激昂慷慨之辞，也没有刻意的渲染，但我察觉到，每当他提到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友，他的眼中便会掠过一抹沉思。我渐渐读懂了这份深沉的情愫，也读懂了父母一生对我们严苛的教诲：做人当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事当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坚决摒弃虚荣浮躁、杜绝优越感。这份家风，正是父辈历经生死、沉淀一生的人生信条。

红色江山不改，前辈精神永存。当年，父亲以青春之躯、赤诚之心，带领连队跨越千山万水、冲破生死绝境，走完惊心动魄的长征路；如今，我以坚守之心、晚年之力，挖掘红色史料、传播红色基因，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