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又去了一趟江西。站在于都河畔，脚下，就是“红军长征第一渡”，我思绪万千。

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从这里踏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火把照亮了于都河。那时河上闪动的不是渔火——是一个民族的希望。

我的父亲游好扬，江西赣县人。14岁那年，他告别家乡，踏上革命征程。1935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五台、田家会、张家庄、陈庄、宝鸡等战斗，为巩固和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作出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部参加了包头、沙家店、瓦子街、黄龙山等战役战斗，作战勇猛顽强，出色完成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青海、甘肃剿匪及青藏公路修建。从赣县农家走出，他把一生交给了国家。从士兵到开国少将，这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崇高荣誉。

戎马一生，父亲心底却藏着最柔软的乡愁。在他心里，最甜的奖赏，不过是用花盆种一株家乡的甘蔗，喝一口客家的米酒。他给我们取名，个个带一个“江”字——那是他对家乡藏不住的思念，是刻在名字里的乡愁印记。

父亲的心中，还藏着只有长征亲历者才有的细节。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打响。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的第一场战役，歼灭敌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父亲时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警卫排排长，在保卫指挥部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子弹迎面击中喉咙，鲜血汩汩涌出，染红军装。由于敌人火力凶猛，担架队一时上不来，父亲与其他伤员被安置在散兵坑里等待救护。就在那时，首长来到硝烟尚未散尽的阵地看望伤员，亲手捡来树枝、茅草和敌人丢弃的大衣、棉被铺在担架上，把父亲和其他伤员扶上去，又摘下自己的水壶给伤员们喂水。

这段经历后来被父亲写成回忆文章，收录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四）中。这篇回忆直罗镇战役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曾编入小学语文课本，姐姐上学时还学过这篇课文。

我常想，是什么支撑父亲走完那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不是枪，不是子弹——是信仰。是于都河畔老百姓递过来的那碗水，是首长弯下腰喂他的那杯饱含革命情谊的甘露。

脚下，就是父亲当年迈出长征第一步的土地。河水仿佛还倒映着当年火把的光芒。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红军肩负起民族的希望，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信仰铺就的路。作为红军后代，站在这里，我触摸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温度，更是父亲那一代人用青春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过去了，于都河上早已架起了红军大桥、长征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桥的名字，仿佛在替后人回答：父辈用脚板丈量的那条路从未消失，它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化作精神的长征，代代不息。

受父亲戎马一生的熏陶，16岁的我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7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休后，我潜心整理父亲亲历的革命史实，将那些九死一生的战斗经历转化为鲜活的宣讲素材。我成为“老杨树宣讲汇”成员，担任杨浦军休中心“军号嘹亮”老战士讲演团讲师、上海红色薪火相传宣讲团成员，多年来奔走于校园、场馆、社区，用心传承父辈的革命信仰与长征精神。

作为革命后代，我始终坚守红色宣讲的初心，把父辈的事迹与精神化作看得见、听得懂的思政课堂，引导新时代青少年读懂那段峥嵘岁月，铭记和平来之不易，推动红色基因代代赓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父亲那一辈，用枪炮和脚步丈量；我这一辈，用讲述和传承接力。

如今我站在于都河边，仿佛还能看见那些年轻的面孔被火把照亮。他们大多数没有回来，但他们的信念回来了——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每一场宣讲的课堂上，落在每一个孩子的眼睛里。

于都河畔，那抹灯火，从未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