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干部讲述浦东开发开放 | 十四个月,我参与浦东开发的日日夜夜!

发布日期:2020-05-21

讲述人:杨昌基

1990年5月~1991年8月,任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兼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

1990年的5月15日,我到浦东开发办报到。当时,没有正式的任命文件。同年7月5日,市政府任命我为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而我想得最多的是自己当时已年近58岁,如果干到60岁,总共只有700多天了。我只能是一天一天算,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算,来日不长,时不我待,我要争分夺秒地干,尽可能地多干点。

精兵强将

刚到浦东开发办的时候,同志们对我说,办公和交通条件相对比较艰苦。办公室是由黄浦区浦东文化馆的仓库改建而来;交通也不方便,从浦东到浦西要几个小时。但我认为,初创时期,有这些条件已经不错了。各种条件总比开发大西北、大西南,或者某一个内地城市要好很多。当时第一批来浦东开发办的有88名干部,一开始说是100名,实际是88名,是由市委组织部牵头,从所有自愿报名来浦东工作的同志中选拔出来的。这88位同志来自浦西各个单位,都是精兵强将。

当时我们主要领导班子内部非常团结。我们办事是这样,先讨论问题把点子想出来,表决是否同意,再确定谁来干。有些事谁愿意干就谁干,积极性多点总归比较好。之后,市领导又让我兼任市外资委副主任。这样,我常常上午跑浦西,下午跑浦东,两头来回跑。

当时大家目标一致,都一颗心扑在浦东开发上。领导班子也是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没日没夜地干,大家群策群力,像兄弟姐妹一样,比较平等,比较民主。另一方面,工作中出了点差错,大家都勇于挑担子。有些差错如果出在普通干部身上,他一个人也许扛不住,但如果是领导,挑一挑就扛过去了。所以,大家到现在还比较怀念那一段共同奋斗的经历,怀念那时大家的精神面貌。

规划先行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浦东,这是浦东早期开发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刚到浦东开发办时,我就向几位老领导汇报了我的基本思路。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浦东作为上海的一个新城区,必须抓产业制高点,不能单一搞传统工业。要大力发展金融、商贸、航空、航运、信息咨询等服务功能。城市的服务功能越完善,它的辐射力、凝聚力、影响力就越大。为了浦东新区更好地发展,就要做到规划先行、基础先行、科技先行、项目先行、金融先行。而规划更应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规划是城市开发建设的百年大计,而城市功能的确定,则是规划的关键。我的这一思路得到了市领导的认可。

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外资银行一条街

浦东既然要建成国际一流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其形态规划就必须与经济规划相匹配。所以,浦东开发早期,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开展了陆家嘴沿江CBD地区的城市配套规划的国际设计招标竞赛,依靠国际智力,搞出了一个国际一流的城市形态规划以及交通规划,这就为以后的大开发、大建设打下了基础。 

我在担任浦东开发办主任的同时,还兼任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院长。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城市规划只注重形态规划,没有将形态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相结合,形态规划得很好,但经济实体不能盈利养活规划好的这块土地,那也是没有用的。而在浦东开发初期,我们就将城市规划、形态规划与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比如:当时,有外商要到浦东搞一些污染性项目,如建拆船厂,虽然很赚钱,但由于它的油污和细菌污染严重,出于环保考虑,我们没有批这个项目。

上下一心

当时的新区定位不是特区,但是特区的政策可以参照,可是操作起来毕竟不是很方便。深圳作为特区开发前,已经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而浦东新区开发前在这方面还不行,所以法律要先行。当时,浦东开发第一步就是建立法规。我们对外承诺1990年9月1日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出来,所以当时打的第一场硬仗就是制定法律法规。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当时市里每个星期都要开会研究浦东开发的具体问题,包括商讨浦东规划和有关问题协调。记得当时土地征用,都是市领导直接抓,各委、办、局大力支持。当时,浦东350平方公里的规划控制范围内,含三区两县,即南市、黄浦、杨浦三区和上海县的部分地域,以及川沙县大部。开发办虽然成立了,但原有的三区两县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变,我们和区县政府是平级单位。同时,我们还要贯彻市政府的意图,在它们的管辖范围内进行开发,所以这种关系的协调确实蛮难的。

川沙县的农民,因为土地被征用而不得不离开世代生息的故土。那时上海市人均住宅面积5.7平方米,川沙可不是,基本上都是二三层的小洋房,造得很好。因为征地要把房子拆掉,他们都非常配合,说为了浦东以后更好,你们拆吧!浦东开发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后,大规模征地主要集中在川沙县,县委、县政府配合我们做了大量的征地、房屋拆迁、劳动力安置等工作,并及时协调解决了各种矛盾。

当时,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浦东开发高于一切,都为浦东开发让路。

我参加浦东开发的时间只有14个月左右,于1991年8月,奉调北京工作。这短暂的令人难忘的400多个日日夜夜,至今仍令我十分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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