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碧华的故事感染、影响、激励了无数人。其实，我们身边还有许许多多优秀的法律人，他们的法律人生都是中国法治历史的一个个剪影，串起来，就是一幅中国法治的历程图。近日，由上海市高院主办、青年法院人主创的“庭前独角兽”微信号通过采访他们，将为受众开启一段法律人的往事，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记录一段口述历史，让我们一起走近上海法院的退休大法官和老院长们。

嘉宾：李国光（中国首批大法官之一，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主持人：潘静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画外音：唐启盛（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主持人：李院长，这里有您一张照片，图中的小男孩是您吗？

李国光：是我，当时大约三岁，旁边牵着我的手的是我祖母。

（幼年的李国光与祖母）

主持人：我曾经看到过报道，您生命中对您影响很大的有四位女性，其中一位就是您的阿伯（姑妈）。在您念书的时候，她也资助过您，对吗？

李国光：我的姑妈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她跟我们一起逃难，我在上海出生后，都是她在照顾我。后来，我们家中孩子太多，我在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大，而我父亲在邮局做一个普通工人要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我初中毕业后，父亲就跟我说不要上高中了，开始（去）做学徒，但我姑妈坚持要让我上学。（说）如果有困难，学费生活费由她来负担。就这样，父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继续上高中。

由于姑妈的意见，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得以继续上学，没有她的话，我可能就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在品行、对人对事方面，（她）对我都有很大影响。

主持人：用现在的话说，您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家风，除了自己的父亲母亲以外，祖母、姑妈对自己都很关爱。

李国光：家风是需要传承的，社会上的熏陶是一回事，关键是你的祖辈、先辈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正直的人，树立一个榜样，我的家风确实比较好，原因就在这里。

主持人：由于您姑妈的资助及家人的理解，您后来上了北大，是吗？

李国光：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考取了北大法律系，当时是五年制的，从此，就走上了法律之路。

（李国光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

主持人：您从北大法律系毕业以后，就去了西藏工作，当时的工作条件应该满艰苦的吧？

李国光：西藏这个地方，关键是（海拔）很高，70度水就开了，茶叶也泡不了，饭也是生的，我吃了4年的生饭。

1959年3月份，达赖集团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都是拿起枪来打的。我们就是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去平叛。部队负责俘虏，（但是）真正的深挖就要依靠我们政法干部。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北大法律系要去四个人，当时就选中了我。

我是1961年去，没想到一待就是24年，1985年才回上海。我的青春，我的恋爱、结婚、生子，都在那里，（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到现在为止，我做梦一直做西藏的梦，因为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如果说我的家人，教给我好的家风，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爱国家的人。那么西藏的24年，让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担当（有）责任的人。

在西藏是苦的。有时出差，早晨出发，不知道中午在哪里吃饭，中午凑合一顿后，晚上在哪里住又不知道。甚至走了几十公里，看到的野兽比看到的人多。很苦，但我觉得苦得值得，如果这一片土地分离出去，我们国家四分之一就没有了。

在西藏也遇到了一些比较惊险的事，有一次我们法院的合议庭去劳改农场办减刑案子，过河的时候，只有一个牛皮筏子，当时牛皮筏子上载着四个犯人两个民警，在河当中翻掉了。当时，我拿着冲锋枪对着天空打了一梭子子弹，农场干警听到后，就骑着马过来问出什么事了。当天晚上，他们在几十公里以外找到了牛皮筏子和上面的人，都牺牲了。牛皮筏子在树上晒了两天后，我们乘着它过的河。

(李国光在西藏)

主持人：您当时应该是怀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西藏工作。

李国光：主要是一种责任感。

主持人：李院长，您在47岁的时候，来到了上海，应该说一切又是从零开始，您对初来上海时的印象现在还有吗？

李国光：印象深刻。我来上海应该说是一个偶然因素。当时我们有一个藏族院长，有一次他来上海开会，我在上海休假，他到我家来家访，看到我家里很困难，就提出来说让我自己来上海找单位，找好单位，他去西藏的自治区组织部帮我操作转工作的事情。后来，我就拿着西藏高院的工作证和北大的毕业证，到了福州路的上海高院。当时，门卫还以为我是上访的，告诉我上访不在这里。我说我是联系工作的。最后就联系到了上海高院的院长华联奎，我是第一次见他，他结果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你来，而是说你什么时候来。后来比较快就回到了上海。

回来以后，我的一个感觉是西藏的案子不多，主要是刑事案子，这里就不一样了，我就像是一个开阑尾炎的医生要动心脏的手术了，压力很大。我生在上海，但是在逃难中生在上海，我在无锡长大，对上海并不熟悉。这个情况下，我就有压力了。不过我有个比较好的情况，北大给了我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文革期间的十年我没有浪费，继续温习功课，英语也没断，在业务上来说，来上海是无缝对接。所以，比较快地适应了上海的工作和生活。

也感觉到很辛苦，尤其是当中级法院院长三年，这三年我头很大。譬如1990年，证券交易所成立半个月以后，就有股票方面的案子了，遇到的新情况比较多。作为中级法院院长，是要面对大案子的，你怎么来应付？我就采取这样的办法，叫我们的法官你不懂就要进入角色（去学），很快地掌握情况。老实说我们都不懂股票，我就叫我们中院经济庭的两个同志到股票交易所去做红马甲，人家怎么干你怎么干，这两个同志最后成为我们股票方面的审判专家，最高法院举办审理股票案子方面的讲课，他们一个讲理论，一个讲操作。

第二个，上海的名人案子比较多，海内外都很关注。比如刘嘉玲有一次在苏州拍电影，礼拜天她来上海南京路，在第一百货商店发现一个化妆品上有自己的头像，但自己又没有跟他们签订过合同授权，后来就找了陶武平律师代理，起诉化妆品厂家侵犯她的肖像权，要求赔偿一百万。当时，1990年时候，人们对肖像权还没有概念。（有的）认为照相馆有自己头像，还觉得很光荣很高兴，实际上是侵权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呢？香港、澳门、国外的记者都云集上海。我记得开庭的时候，有五六十个记者，都拿了长枪短炮，我就采取一个办法，开庭之前给记者三分钟时间拍刘嘉玲，三分钟后就不能拍了，这是庭审纪律。我还跟刘嘉玲一方讲清楚，这是侵权，（但）作为原告你要得理又让人，不能得理不让人，一百万太高，我们不能引导，一个肖像侵权就赔一百万，在香港或许可以，在（当时）上海不行。最后刘嘉玲也同意了，我们判了十万。

第三个，社会（舆论）干预（关注大）的案子比较多，法院还没判，报纸就报道了应该怎么判。这个事情，我坚守了底线，不管舆论怎么说，我就坚守法律规定的底线，总是会给社会讲清楚的。譬如当时有个潘萍毁容案，潘萍是个漂亮的银行职员，对方男的叫李兴华，两个人谈恋爱，过程中有了矛盾。男方老是跟踪女方，事后再质问她。在潘萍提出到此为止后，没想到李兴华拿了硫酸泼在潘萍的脸上。案子发生后，全上海轰动了。但奇怪的是，在法院判决前，舆论又翻转了，认为李兴华是投案自首，不应该判死刑。事实上，这是舆论误解了法律，李兴华当时泼完硫酸后，是把门反锁了再去派出所投案。投案自首的条件之一是要减少损害后果的发生，他把门反锁了去投案的，怎么可以，是扩大了损害。最后，很漂亮的一个女同志，整个都毁了。我们坚守了法律的底线。最后有关报纸做了赔礼道歉。这个报纸第一次登了律师的辩护词，我们就在报上登公诉机关的公诉词，把真相交给社会。

我跟高院法宣处的同志也说，你们不要害怕记者，法院是法制新闻的新闻源，这有什么害怕的。我们通过记者的笔、口，向社会宣传法院是怎么干的，案子是怎么判的。1996年初我离开上海时，我们上海法院已经做到了电视画面天天有，报纸天天有文字，电台天天有声音，这个就很好。

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开放是他的本质，没有开放，上海就没有生命力了。我觉得我们法院也要开放，你只要守住底线，没有问题，越开放越好。

（法律人生制作团队与李国光院长）

主持人：李院长，我这里还有两张您非常帅气的照片，您看一下，这张照片大概什么时候拍摄的？

李国光：这张照片是1998年（我被）授予首批大法官的仪式之前（拍摄的），我当时正好60岁。

主持人：您60岁的时候，被授予了共和国的首批大法官（头衔）。（还有）这一张（照片）呢？

李国光：这一个是1997年1月份，我以最高法院院领导的身份担任审判长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案子，这在最高法院审判史上是第一个，已经载入史册。

主持人：李院长，那您能跟我们再谈一谈您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