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的重要部署，是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党性修养、激发担当作为的有效途径。

自“四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广大离退休干部积极参与学习教育活动，磨砺初心，矢志不渝；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交流，畅谈心声,学史明志。同时，作为“四史”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老同志们发挥自身独特政治优势，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活动，传承红色基因。

从今天起，我们将刊登对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市农委原副主任、市委巡视组原组长严胜雄和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杨浦区委统战部退休干部李自力等的系列专访。

赵启正同志是首任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还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等职，著有《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浦东逻辑——浦东开发和经济全球化》、《浦东奇迹》、《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等书籍，其中有的被国内外译为英、西班牙、德、俄、日、韩等文出版。他不仅是改革开放伟大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是浦东开发开放中亲力亲为的实干者，有着丰富的个人经历和工作经验，被媒体称赞为“严肃的新闻发言人、微笑的公关大使、爱挑战的新闻官、诲人不倦的学者、善解人意的长者”。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试验田、排头兵，浦东的开发开放史在“四史”中占有着重要位置。全市“四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赵启正同志应市委各职能部门和市政府各组成部门等单位的邀请，结合自己亲身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工作的经历，为大家做深入学习改革开放史的辅导报告。

赵启正同志针对不同的授课要求和听课受众，亲自精选案例，制作课件，冒着炎炎酷暑，不辞辛劳，先后赴市委宣传部、市纪委、市委外宣办、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政协、市交通委、市委统战部等单位以及宝山区、青浦区、黄浦区进行授课。

浦东开发初期遭遇一定的困难和来自国际舆论的质疑，赵启正同志带领浦东第一批“创业者”学习国外先进规划理念，结合上海发展实际，提出“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外事为刃，经济为体”“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廉政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等发展理念，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浦东的经济和社会协同发展打下扎实基础，为浦东作为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主要承载区贡献力量。他结合自身经历，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事例、详实的数据，回顾了浦东开发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尤其是详细介绍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时代背景，深刻阐述了中国必须扩大开放的战略意义。

赵启正同志的报告，回顾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的艰辛历程和伟大成就，不但解读了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来改革发展的“硬成果”，更揭示了浦东开发开放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方面取得的“软成果”。他细数在浦东先后接待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等一批批国际政要，以开发建设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浦东开发不是口号，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同时，他分享了在小陆家嘴规划建设中如何保留中心绿地，在建造浦东国际机场时，首创性地向日本私有银行贷款和坚持建造4公里长的起飞跑道等鲜为人知的故事，鼓励大家要不断学习、创新实践，在国际形势大背景中思考和解决问题，充分认识自身的使命和担当，将人生追求与国家需求紧密相连，在为国奋斗中实现自身价值。

赵启正同志的讲述，思想辩证深刻，语言生动感人。聆听他的讲述，从农田、滩涂，到如今的现代化新城，浦东30年发展的历史画卷仿佛在眼前徐徐展开。他的每场讲述，都引发在座的党员干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每次现场互动，他都能将国际国内形势与各单位实际情况相结合，对年轻同志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等给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场的同志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深受感动。

 市交通委谢峰同志在市交通委党组举行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聆听了赵启正同志《浦东开发的思想历程——浦东开发“软成果”》专题报告后表示，通过专题报告，进一步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势，坚定了“四个自信”。今年是上海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启动之年、是“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谋划之年，作为新一代的交通人，要以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勇气，不断砥砺奋进，创造新的业绩。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做好超前谋划，推动上海交通更高质量发展。要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主动担当作为，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始终保持改革韧劲，为探索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交通治理新路而不懈奋斗。

 中国船舶第七〇八研究所科技人员在“远望大讲堂”上，聆听了赵启正同志《浦东开发的思想历程和启迪》专题辅导报告后，产生了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广大科研人员表示，学习历史就是要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开拓前进的强大勇气和力量。赵启正同志的报告给大家开拓了前进的思路，激发了进取的精神力量，这份力量必将激励广大科研人员披荆斩棘，突破攻关，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市委外宣办党总支青年理论小组成员在“四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上，聆听赵启正同志讲述浦东开发开放，阐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对外宣传理念后，纷纷感言讲座内容丰富详实，不讲空话套话，案例分析和思想理念与时俱进，对大家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发性。对在新形势下做好新闻发布、提升对外宣传能力，也有很大的帮助。使大家进一步强化了学习意识，为提升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加足马力。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更要不断探索创新、追求进步卓越，交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时代答卷。

 宝山区委老干部局青年干部通过直播平台，聆听了赵启正同志为宝山区广大干部所作的专题讲座后表示，赵启正同志通过自身经历，从多个角度阐述了浦东开发的历程，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座的党员们，年龄层次不同，却都能通过他的讲述一起感受那历经艰苦奋斗而铸就辉煌的光辉岁月。赵启正同志提到，“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有知难克艰的决胜信心。”这句话让人印象极深，听完讲座依旧心潮澎湃。要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激情，吸取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经验，投入到宝山的开发建设中去。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学习领悟报告内容，为建设“两区一体化升级版”现代化滨江新城区、迈向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之城贡献力量。

主要讲课内容

浦东的开发开放是时代的选择

浦东开发的“软成果”，第一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有知难克艰的决胜信心。我们经历过抗美援朝、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专家撤退，尤其经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种种制裁。这种情况下，我们宣布浦东开发意味着什么？就是向世界表达中国没有从改革开放的前行中后退，更不会走前苏联的道路，促使世界正确认识到中国对发展的强烈意志和渴望。

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同一时期，东欧政局已开始动摇，有的说民主集中制要放弃，有的说无产阶级专政要放弃……1989年12月，柏林墙倒塌；1990年东欧剧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西方舆论普遍以为中国也会跟着发生重大变故，但中国风雨屹立，并开始了浦东开发等更全面的改革开放进程。如今回望历史，才更明白这个历史性决定的正确性。

浦东开发

站在地球仪旁也站在舆论场中

第二条“软成果”是要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当时我们把这句话做成标语，挂在食堂的墙上，每天吃饭的时候警醒自己。

为什么要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当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加速，但还有很多人片面认为全球化只是发达国家的掠夺性手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以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发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这个“之一”是要通过浦东开发使上海成为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新加坡并列的国际中心城市。因此，浦东不是要搞成单一主题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或者科技园，甚至都不是一个经济特区；浦东一开始就定位于“新区”，这个“新”字的背后应当有更高的标准。

浦东新区的目标很远大，通过浦东新区而振兴上海，使上海逐步成为世界一流城市，也就是国际上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具有这种中心城市的资格，但上海是最有潜力的后备城市，我们要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急需把上海推进为一流城市，就从浦东开发着手。

我们当时对外国投资者这么介绍浦东：从地图上看，从东京阪神地区经汉城到上海，再到台北、香港、新加坡，这必将形成日益兴旺的“亚太经济走廊”。其中的这些节点城市，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明灯，相映成辉。如果在上海投资，站在浦东面对太平洋，伸出左手就可联结东北亚，伸出右手就可联结东南亚；这样的投资意味着既进入中国又进入亚洲。许多投资者对此观点颇为信服，当即决断登陆上海。

上海党史办近年来有项很值得称赞的工作叫“口述上海”，还原历史就是要用当时的语境描绘当时的情形。

我们当时提出的“亚太经济走廊”概念觉得不错，但如今回头看，与现在一带一路的设计相比，还是有局限性。

1996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记者采访我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该怕中国吗？》（Should we fear China?）。作者说，我介绍的浦东开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规划，如果实现这个规划，中国将不仅是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还会成为经济大国，我们该怕它吗？文章还配了漫画，画面上是一双硕大的筷子夹着几面美国国旗当菜肴。

这大概是我所见最早的“中国威胁论”。

我给总编辑去了封信表达我的意见：1995年是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50周年，我们曾是盟国，此刻理应提升中美关系，怎能发表如此一篇文章？这张漫画我也不赞成，中国没有把外国当小菜吃过，而是世界列强多次欺负过中国。我希望能够把我的不满也发表在贵报。

后来他们不但刊登了我的文章，还加了个标题：“中国人反对弱肉强食”。也许这只是件小事，但也足见我们发展之初美国就开始诞生了“中国威胁论”。向世界大大方方地表达自己，这是一种必要的舆论博弈。

浦东比深圳晚十年开发有其合理性

称为“新区”就要有新创造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任务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注定中国将出现一系列改革的措施、行动和成果。作为地区改革的第一站是深圳，并不是上海。深圳比上海提前十年宣布成立特区，这个特区在当时是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是利用与香港的便利条件，便于吸收海外投资和进行国际贸易。在深圳改革十年之后，取得了最初的成果，克服了很多关于特区是不是应该成立的争论。深圳开了路，浦东跟上了，应该说基本动力还是来源于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

上海的确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她在长江口，在中国海岸线的中心点。如果上海能够做好，容易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把经验和人才向全国输送，所以选择上海开发浦东是一个很英明的决策。浦东开发始终在国际舆论的大风浪中航行。小平同志曾说，浦东开发晚了，这是他的一个失误。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一家大报纸就问我，为什么邓小平这么说？我说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浦东为什么不可以早十年，在深圳之前就开放，或者跟她同时宣布开发？我这样回答的：当时深圳是一个渔村，如果开发不成功，对中国经济几乎没有影响，甚至对广东都没有影响。但上海当时上缴税收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左右，利用上海作试点，万一有闪失，会对全国不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比深圳晚十年有其合理性。上海有了深圳的经验可以学习，深圳遇到的问题上海可以避免。

浦东的知识产权保护走在前列

浦东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环境以及法律环境，当时有一个出名的案例，可以说是完善知识产权法审判的一个标志。飞鹰是吉利和上海刀片厂合资的一个品牌，有一家厂模仿造假飞鹰刀片。这种模仿造假官司在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下都有，但是在中国就被外国投资者尤为重视。他们说：我跟你上海合资了，结果中国别的厂却仿制，你们不保护知识产权，我就不能来了。其实我们一直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但审判知识产权案件涉及到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厅，审起来比较慢。

于是，上海就决定“三厅合一”，最初在1994年试行，1995年扩大，1996年正式成立知识产权法庭，当时在全国是首次，很多法学家称之为“浦东模式”，现在几乎全国都有了。

这个案子的处理让外国人非常服气，增加了他们继续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和意愿。窃取知识产权事件今天仍然存在，如果我们不杜绝山寨，不杜绝仿制，我们就无法吸引外国的知识投资，也无法保护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

基辛格说浦东珍贵的地方在于你们的信用

基辛格曾多次来浦东，我和他的关系就起缘于浦东。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以后，很多美国跨国公司聘他当中国事务顾问，向他请教中国的宏观问题，比如中国搞改革开放是不是真的会坚持下去、中国政府说话是否算数、人民币稳不稳定等等。

我在上海工作时，基辛格几乎每年都要来浦东。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整体，了解了浦东，就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情况。基辛格不是天生爱中国，是他跟中国的接触中对中国有所了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和中国友好。有一次他说，上次来看的是地图，这次来看的是模型和那么多建筑起重机。基辛格说，我看浦东开发不是口号，是行动。这句话我很喜欢，他在东方明珠上还跟我说了另一句话，我也很喜欢，他说，浦东珍贵的地方不是高楼，不是高科技工厂，而是你们的信用，你们说搞开发就把开发坚持下去了。我深切体会到“言行一致”是有效的外宣！

浦东开发

是不断向世界虚心学习的过程

浦东开发不只是项目的开发，还是社会开发，即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的浦东开发，必须不断虚心向世界学习。

回头看，有些工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开拓进取；有些工作是广泛听从建议的择优而取，但也有些工作至今仍留有遗憾。

三十年来，浦东开发不仅吸收世界的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吸收世界的智慧。陆家嘴建设之初，我们除了上海的规划团队还请了四家国外公司参加，五个团队分别作了设计方案，博取众长后由上海团队形成最终规划模型，避免“边规划、边建设”的被动局面。据我所知，像浦东这样几乎完全按照规划生生造出一个城区，在国内外并不多见。我们的城市规划慎之又慎，因为一旦确定，子孙后代就很难修改这篇钢筋水泥写成的“文章”了。

浦东开发之初，考虑到地价未来上涨因素，我们提前把学校、医院、公园等基础设施一一规划，1.4平方公里的世纪公园就是这么留出来的。

开发开放就需要建设好的投资环境，我曾问一位德国投资者来浦东有什么顾虑？他说如果他生病了，20分钟内能送到好医院吗？

平心而论，以当时浦东的条件，这一点确实做不到。浦东开发，要求城市功能同步提升，以匹配为社会服务的全面要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仍坚持建起现在的东方医院。

在浦东的开发起步期，国内劳动力和土地都有价格优势，我们享受到了这些红利，抓紧了基础设施建设；但在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上，我们却遇到了较多障碍，我们也清楚认识到国外厂家为了保护他们的最高利益不肯转让最新技术也是“理所当然”的。

智慧比起聪明来，要多几分远见，对没发生的事情比别人洞察得透彻一些，比别人说得准一些。今天我们面临的开发环境比三十年前复杂、多变：我们已有的经验是有限的，面对未来是远远不够用的，还是要多观察、多判断，多集思广益，继续将胆大与谨慎相结合，但也可能谨慎要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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