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故事55——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爱国民主人士

发布日期:2021-10-09

编者按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从上海石库门出发,一路征程,腥风血雨。从黄浦滩头到珠江两岸,从长城内外到大河上下,无数先烈甘洒青春热血,书写中华春秋!新中国诞生,无数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再立新功!“众鑫有话”讲师团讲师、原南京政治学院博士生导师华强教授编写了“建党百年故事”,带领读者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让我们牢记100年前共产党人为什么而出发,共产党人为谁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爱国民主人士

华  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酿成“七君子事件”,中国共产党立即进行营救。“七君子事件”发生20天后的西安事变,不仅成为七君子事件的转机,也成为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由内战转为抗战的转折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七君子事件

1936年五卅大会的次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

与此同时,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上海日商纱厂华工多次举行大规模罢工斗争。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对于工人罢工不仅表示同情与支持,并且“吁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

风起云涌的日商纱厂罢工运动,使日本资本家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救国会不仅在道义上声援,而且从经济上予以支持,日本资本家对此十分恼火,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干涉。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代表日商出面,与上海市政府交涉。若杉认为上海日商纱厂华工罢工之所以得以持久,上海救国会在经济上对罢工工人予以支持是主要原因。若杉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提出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逮捕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仆等人,并炫耀武力,以日本陆战队相威胁。

上海市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于11月22日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并于23日上午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

中国共产党通过宋庆龄发起营救运动

七君子被捕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时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化战线统一工作处主任的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策划爱国人士声讨国民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

潘汉年决定向宋庆龄寻求帮助,宋庆龄表示营救七君子义不容辞。在潘汉年、冯雪峰的斡旋下,宋庆龄迅速开展营救活动。1936年11月2 3 日早上,宋庆龄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写信,请求冯玉祥参与营救。冯玉祥立即致电蒋介石,希望蒋介石释放七君子。与此同时,宋庆龄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

七君子被捕20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代表团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直关注七君子事件的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解决七君子事件的好机会,指示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让国民党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宋庆龄与毛泽东一样,也认为西安事变对营救七君子是一个良机。她致电张学良,希望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中,加入释放七君子一条。

1937年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驳斥起诉书的谬论,要求释放“七君子”等全体政治犯。

七君子事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大量的工作。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同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国共产党趁热打铁,从1935年底开始,在上海、天津、武汉、华北等地成立了各界救国会。

七君子事件发生20天后的西安事变成为七君子事件的转机。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救国的浪潮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无法实现。面对举国上下对救国会领袖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民党三中全会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选择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走向抗日的道路。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向国民党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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