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普通话是1949年至1958年我国文字改革事业的任务之一，与简化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组成事业的三个方面。此后三十多年，我国语言文字工作也都是围绕这三大任务展开的。

 追溯推广普通话的历史进程：1955年5月6日，刘少奇同志听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关于文字改革工作汇报后，提出了“普通话”的提法；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正式通过了推广普通话的决议；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从此，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据资料记载，“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央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于1960年8月1日在青岛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共计三百二十一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的干部35人，幼儿7人，小学生67人，中学师范生70人，幼儿园教养员、小学教师42人，中学师范教师25人，工人13人，农民（包括民师）33人，解放军29人。除汉族外，还有十五个兄弟民族的代表参加。”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亲临主持，作重要指示，还接见了各省市代表，并分别与他们合影留念。

 “普通话”提法提出时，我刚咿呀学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时，我上幼儿园小班。自1958年起，我就在川沙县城厢镇小学附属幼儿园接受普通话启蒙教育和汉语拼音声母、韵母的起始学习。当时，赵美玉老师刚从北京参加全国普及普通话培训班归来。恩师标准的普通话吸引并感染着我。在老师口型对口型地教、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读音中我进步着。7岁那年，我上幼儿园大班，尚未认字，有幸被选为“推广普通话”的小苗苗。老师悉心辅导我，她念一句，我仿一句，为我纠正语音、清晰咬字、理解内容、丰富表情。还让我表演给天马电影制片厂朱莎导演看，请朱莎导演提意见。经过初赛、复赛我获得了从县到市级乃至到全国参赛的资格，并最终获得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上海市一等奖、全国二等奖的荣誉。这张摄于1960年8月的老照片，是参加全国第三次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的上海市代表簇拥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时任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吴玉章爷爷身边的合影。

吴玉章接见上海代表团成员(前排右一为作者)

上海八位代表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

 儿时接受的启蒙教育激发了我对祖国语言文字、尤其是语音表达的特殊爱好。上小学时，我以少先队大队长的名义，曾无数次站在主席台上主持大队活动，用标准的普通话发出“出旗！” “敬礼！””的口令；也主持过由全县少先队干部参加的暑期夏令营盛会。每逢三八、五一、五四、六一、十一等重要节庆或者国家大事，总要在县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我经常在队旗、队号、队鼓、队员的护卫下，用娴熟的普通话上台代表少先队员向大会献辞。

 1969年11月，我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了云南边疆。儿时的学习经历激发了我钻研语言学的潜能；自小打下的基础，培养了我研究掌握多种语音的能力。在西双版纳，我学习傣文很少有发音障碍。在云南边疆，我操着熟练的方言能以假乱真。出于对语言文字的热爱，我在艰苦繁重的劳作之余想尽办法自学科学文化知识。曾把整本《马恩列斯语录》抄写在两本16开笔记本上，既练字又琢磨语法、积累思考。在担任连队文书时，我定期编辑连队宣传专栏，用毛笔抄写文章，用广告色标注题目与绘制配图。被抽调到勐腊县委办公室工作后，仍承担机关大幅宣传版面的征稿、抄写、编辑、配图任务。

 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考上了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大学四年，我是《山泉》板报编委成员。成为教师后，我站上三尺讲台承担《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课程的讲解。后又在机构改革中，我走上了市级机关公务员岗位，普通话测试成绩为优等。退休后，我积极响应单位老干部活动室、区域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的号召，不断撰写各类征文，还多次上台演讲。在祖国语言文字事业中遨游驰骋,我兴趣盎然，信心满满，乐此不疲，使退休后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充实有加。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进程中，我党全面领导语言文字工作和语文现代化事业，实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的历史性目标，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语言文字事业，把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核心任务。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日子里，回首往事，我对自己曾经有幸六十多年如一日地参与并徜徉在推广普通话事业里的经历感到欣慰，也为曾经因此而付出过力所能及的奉献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