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挂长长的鞭炮被点燃，清脆响亮的声音划破天空，上海终于迎来了新生。

 我生于1920年，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今年104岁，大学毕业后进入江海关即现上海海关工作，并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之际，我百感交集，想起了我参加地下工作期间那些平凡而刻骨铭心的往事。

 1947年我从国立西北大学毕业，那年暑假借住在北京同学处，适逢海关招考，我报考并被录取。培训结业时已是1948年的秋季。根据个人志愿同学们分配到全国各地海关。上海是革命火种燃烧旺盛的城市，长期接受新思想洗礼的我毅然选择了江海关。在校期间，我对新生活的向往和个人表现受到同班同学肖仁寿、林培森的关注，经他们介绍认识了江海关地下中共党员潘文凤，使我和地下党有了联系。

 在南京西路同益里有个海关同仁俱乐部，那是中共地下党活动较多的地方。参加活动的有我们新分配的同学，有海关中下层年轻职员，也有从赫德路（今常德路）海关总税务司署来的官员。为便于联系，我们成立了同班同学会，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了工人纠察队的主要成员。有一天，肖仁寿通知我午饭后在南京路先施公司十字路口等个人。我按要求到达地点，大约一点半，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认识我，我明白党内规矩，也不打听他是谁。他带我到先施公司楼上一个咖啡馆坐下，馆内没其他人。他说以前观察过我。他问了一些学校的情况和我个人经历。我想这应该是组织对我的考察吧。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他叫钦士业，是江海关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官本信先生

 我和潘文凤、肖仁寿、林培森住在海关大楼后楼同一房间，我们在党小组长潘文凤的组织下一起过组织生活。在一次小组会上，我郑重地向潘文凤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署名“范为民”，取不为“官”要为“民”之意。档案记载1949年3月，我被批准入党。

 解放军渡江战役之前的一个晚上，潘文凤召集林培森、肖仁寿和我到新闸路海关职工宿舍叶筠的房间，告知上海即将解放的消息，并下达封装传递《解放军告诫上海各界人士书》的任务。告诫书包含解放军进城后市民不准打砸抢、商家要开门营业等八项注意的内容。潘文凤拿出一叠早已油印好的告诫书和一份写有30多个海关中高级干部地址的名单。按照分工，我和林、肖三人负责将告诫书封装成筒装邮件，潘文凤负责写上收件人姓名，最后统一由潘文凤骑着单车投递到邮筒中。

 告诫书发出后，在江海关中上层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凸显了中共地下党在江海关内的实际存在，为争取和转化中上层人员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他们明白只有加强配合，等待接管，才是出路。

 1949年春天，解放军渡江了。上海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国民党反动势力更加疯狂，警车横驰马路，撕心裂肺的警笛声终日不绝于耳。为迎接上海解放，潘文凤交给我一项艰巨的任务——买鞭炮。那时买鞭炮就只有庆祝解放的目的了，如果被国民党发现自然很危险。我赶到位于迪化中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上的鞭炮专卖店。

 发现周边无人，便快步走进店内买下了最大最长的一挂鞭炮，并将鞭炮藏放在篮子底部盖上布，假装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店铺。1949年5月25日凌晨，海关大楼的红旗冉冉升起，一挂长长的鞭炮被点燃，清脆响亮的声音划破天空，上海终于迎来了新生。在上海解放前夜，我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做了一些工作，深感自豪。（官本信）

 那是我听到的一次最好的党课，我开始懂得应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李哲寅工作照（1980年）

 我生于1926年，194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各种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人民群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学运空前广泛，激烈频繁。 1946年夏天，我高中毕业考取国立暨南大学。1947年5月20日，南京发生五二〇惨案。21日，上海102所大中学校成立五二〇惨案后援会。23至24日，上海73所大中学校举行大罢课。五二〇惨案后，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席卷60多个大中城市。于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始加紧迫害和镇压，在上海调动一万多军警力量，开列2000多人的黑名单，着手大规模搜捕。我们学校当时被誉为“东南民主堡垒”。“北有暨大，南有交大”，是上海学生运动中一直走在前面的两所学校。

李哲寅与同学在宝山路暨大二院校门口合影（1947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