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之际，市委老干部局与《新民晚报》“十日谈”栏目合作推出“我的入党故事”老同志的一组回忆文章，并在“上海老干部”微信公众号转载。

 让我们跟随上海的老党员们一起重温入党故事，回望入党初心。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他们用生命书写了对党的忠诚，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担当，用智慧点亮了前行的希望之光。让我们通过他们深情的叙述，感受对党的无限热爱，珍惜党的诞生地的荣光，传承伟大的建党精神，以澎湃热情和强大正能量，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壮丽篇章。

 

王永堂：亲历夜尽天明破晓时

 

 我们在党的积极分子中秘密组织“人民保安队”以备上海解放后协助维持秩序。

王永堂先生

 我生于1925年，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元旦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那天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明了党的任务。我们虽然还处在白色恐怖下，但心如明镜，感觉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了。

 次年2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为此，我好几天都激动得睡不着觉。入党后，我参加上海工人协会主办的《工灯》编辑工作，读者是工厂中的工人。由于形势变化，我与部分同志4月离开了这份刊物。

《工灯》刊物，原件收藏于中共一大纪念馆

 4月23日，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自己的学校大同大学。回校后第一件工作，就是在校地下党支部领导下组织同学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一次“春游”，地址选在复兴岛公园。此时，解放军已渡江，国民党乱成一团，蒋介石也逃来上海，就居住在复兴岛公园内。这次春游主要是想给积极分子做一次教育。我班同学与二班、三班同学去得早，进入了复兴岛。当然无法进入公园，只能在公园外面停留。这时国民党发觉了我们的意图，就把通往岛的定海路桥封了。“春游”没有成功，但教育同学的目的达到了。

复兴岛春游图

 当时，党的公开活动基本都已停止，党的主要任务是悄悄做好群众工作。我是大四学生，我们党小组包括大四、大三总共五六名党员。在相关负责同志领导下，我们在党的积极分子中秘密组织“人民保安队”以备上海解放后协助维持秩序。

 5月初，我们党小组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波折：有一个同志的家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搜捕，幸好该同志不在家。她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妹妹，是地下少年队队员。小小年纪的她，在敌人面前机智应付，敌人一无所得，只好走了。由此，党组织要求我们小组的同志，晚上不准在自己家中过夜。我就在三舅开的一家小五金店中住下，有时也在朋友家、亲戚家中过夜，直至上海解放。

 在上海解放的前夕，党组织告诉我们，解放军可能很快要进上海。那天晚上，我怀揣着秘密，兴奋地到复兴路我姑妈家过夜，我与表弟谈了整整一夜，都是关于共产党的事情。第二天早上，上海果然解放了。由于事先讲好，要我等电话来后再出门，我只好坐等电话。当时下着细雨，直到近中午。我想干等不行，还是出去看一下。出门一路上见到不少解放军，他们抱着枪坐在地上休息。四周有不少人围着，我也无心多看，直奔学校，接受任务。我的任务是带几个人去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看守一所大房子。这所房子很大，去时大门开着，里面不少房间的门也开着，但没有一个人。我们也不知过去是做什么用的，但见有的房子里堆了很多西药。其中有一间房间，堆了大半屋子的药品，我一看原来是进口的青霉素，估计有好几万支，但都已经过期了。这种药在当时是买不到的，黑市每支要一两黄金。这么多药，国民党宁可让其过期，也不拿出来给老百姓用，想想真气人。

大同大学相关照片

 5月26日，我利用空闲时间在校中转了一圈，用相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教学大楼上的标语、大门口神态高昂的站岗同学，还有挤满广场成百上千的面露笑容、情绪激动的同学。第二天，上海解放了！

 2014年，我将自己近70年来用相机记录的两万张老照片底片捐赠给上海档案局，照片反映了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上海诸多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2021年，为庆祝建党百年，我花了一月有余的时间，用篆体书法手抄了厚厚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以表心意。

王永堂（左一）将珍藏多年的老照片捐献给档案馆

 如今，75年已经过去了，我也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成为白发的百岁老人。岁月悠悠，祖国日新月异，愈发繁荣昌盛。我，一个百岁的见证者，目睹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心中涌动着无尽的自豪与欣慰。（王永堂）

 

祁学喜：愿做常青不老松

 

 我生于1926年，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因家境贫寒，当过雇工，深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十分艰难。那时日本鬼子抢烧掠夺，当地土匪趁火打劫，真是民不聊生。后来，苏北家乡来了新四军，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组织动员大家参军抗日。国仇家恨让我铁了心，今生今世一定要坚决跟共产党走，坚信只有参加新四军才是唯一的出路。

 1943年11月，未满18周岁的我毫不犹豫地随一批老乡报名参军。入伍后，我被分在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五团一营三连当战士。我当时所在的新四军四师师长兼司令是彭雪枫。投身这支英雄的部队，我感到十分光荣与自豪。

 1944年7月5日至12日，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第十一旅和淮北军区地方武装对安徽省泗县前张楼、后张楼等地的日伪军发起了“张楼战役”。我随部队也参加了此次战役。当时敌方有好几个炮楼据点，敌人躲藏在里面向外疯狂扫射，我们起初的进攻效果不好，子弹没有发挥出作用。后来，我们调整战术，几支部队合力围攻，人数在一个团以上，压制住敌人，最终艰难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战斗中，敌军的炮火非常猛烈，我在冲向敌人炮楼时不幸负伤，右大腿和臀部各中了一颗枪弹。随后，我就被送入部队野战医院，及时取出了子弹。所幸当时子弹只是伤到了筋骨。

 取得“张楼战役”胜利之后，我们新四军第四师又继续西进，涤荡各地顽军，陆续收复了豫苏区八个县的地区，而我被转移到了后方医院继续治疗。在后方，我一边养伤，一边工作。不久后，我得到噩耗，我所在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对敌前线指挥中不幸中流弹牺牲，时年37岁。得知首长牺牲，我悲伤不已，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继续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念。

 待我复员回到家乡江苏省淮安县时，这里已经成为解放区，但其中还有一部分尚属敌占区，斗争形势依旧严峻。回到家乡后，我一边养伤，一边也没闲着，主动到乡政府帮忙。那会儿，乡政府正在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推行“三七分租、二五减租”的政策。党叫干啥就干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得到群众信任，为劳苦大众服务，就是我入党的愿望。于是，经过努力和组织对我的考察，我终于在1945年2月入了党。1947年3月，我服从区委分配，担任乡政府民兵中队长。之后，我辗转多个工作职位，在不同的“战场”上挥洒青春热血，继续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我由江苏省淮安县公安局调任至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工作。之后，我长期在原卢湾区工作，直至离休。

 如今，我和老伴都身体康健，坚持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做。我们居住在一栋老旧的砖木结构屋子一楼。靠窗左侧的那张桌子是我的书桌，除了每天在此读书看报，书桌上的这台收音机也是我的最爱。我每天都会准点打开收音机，了解一下国内外和上海发生的时事新闻，听一听自己喜爱的音乐和戏曲……回想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如今大家的生活都越来越好，吃的用的都不用愁，我和老伴对此很感恩，也很知足。

 

稿件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