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个移民城市，由于开埠较早，很快兴盛，各地讨生活、谋出路的移民纷至沓来。宁波和江浙人由于离上海距离较近，气候条件与生活习惯也相仿，来的就更多些。我父亲就是那时从宁波来上海的，十二三岁的年纪，就跟着亲戚来到上海，在童涵春堂药铺当学徒、学生意。后来结婚成家，也带我母亲来到上海，在南市小东门附近租了房子，生下我们姐弟几个。

 从我记事起，我们已经移居到三牌楼路张家弄50弄30号。三牌楼路靠近城隍庙，在南市小有名气。那里有不少棚户简屋，但石库门房子似乎更多些。我们的住处张家弄50弄，不仅主要是石库门房子，还有个别挺不错的独幢楼房，被称作张家弄，绝对与我们姓张无关，也不是张姓较多的原因，记得那一带以姓命名的弄堂不少，比如黄家弄、姚家弄、齐家弄等。

 我家人口较多，除了父母还有阿娘、外婆，再加兄弟姐妹5个，9个人住在石库门二楼的前后厢房，至多50来平方米吧。灶间在楼下，上下很不方便，我们就在房门口放个煤球炉（后来改用煤饼炉），权作烧菜煮饭的“自留地”。水龙头也在楼下，家里就我一个男孩，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就接替父亲，每天从楼下一桶桶拎水到楼上，大约需要上下五六次，才能把一缸水盛满。以后有了改善，将楼下灶间的屋顶改成了平坡阳台，二楼可以向外延伸，接了个水龙头，搭了个灶披间，不用再跑上跑下忙活了。石库门房子是没有卫生设备的，常年使用马桶，一直持续到后来动迁改造。

 那时，居住条件虽然简陋，邻里关系倒是十分融洽和谐。张家洗晒被子，李家会来相帮；一家包了馄饨，多家都能分享；这家孩子发烧，会惊动上下左右一大帮人。夏日酷暑难熬，晚间的弄堂就成了“纳凉胜地”，太阳刚刚退去，就有人来冲水降温，一家家摆桌搬凳，筹备晚餐开席。餐后连着乘凉，大人摇扇聊天，话题很多，小孩奔走游戏，少有停息；真是：无惧热浪滚滚，照样其乐融融。这番场景，通常会延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才会渐渐散去。

 我从初中二年级，大约十三四岁，开始每天早起跑步锻炼。夏天，天亮得早，没啥障碍；冬天就不同了，五点多钟，天还没亮，石库门街区的小弄小巷，弯弯曲曲，那时路灯又很昏暗，十三四岁的年纪，一个人摸黑外出，还真有点害怕。看见有邻家的阿婆、大妈早起买菜，我就赶紧尾随其后，后来她们知道了，也会有意带我走出这一段暗巷僻弄。到了复兴路、河南路，路宽人多，那就没事了，我顺着老城厢的人民路、中华路，大步开始了我的环城长跑。

 我中学毕业后，先是在上钢三厂当了三班倒的钢铁工人，不怕累、肯吃苦，成了厂里的“青年标兵”。后来又作为一线产业工人，被选拔进了市政府机关，在外滩老汇丰银行大楼的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工作。我的住处一直还在三牌楼路的老房子里。1977年结婚时，就在自家的后厢房分隔出七、八平方米的一小间作为婚房，在那里生下了我的女儿，直到1986年才由单位配房搬离，我的父母则一直居住在那里。

 那一段的经历，可算是我人生的早期记忆。它让我认识了上海的过去，知道了普通市民的艰辛，明白自己是无数“草根”中的一员，感觉自己有责任为城市的未来发展和我们后代的美好生活尽心出力。

 也许正是有了这一段难忘经历，使我以后在市建委和卢湾区的领导岗位上，在地铁一号线建设、苏州河治理、大绿化建设的第一线，以及新天地、田子坊、八号桥、思南公馆的保护开发中，常会想到普通市民的期盼和心声，常会给自己多一点鞭策和提醒：你也来自于普通的市民家庭，可不能忘记了他们，应该心系广大群众，尽己所能，多点付出与贡献。